肚子餓了，是最大的問題
你問很多老人1942年的事，他們大都說不知道，但你要說民國31年，他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我沒有經歷1942年的災難，但母親給我講過，我印象很深刻。
我母親是開封尉氏人，1942年那里也是重災區。母親說當時鬧蝗災，吃飯碗里都能落螞蚱（蝗蟲），用麻袋隨便一弄就是一麻袋。我祖父就差點餓死，全身浮腫、奄奄一息。當時財主也趁機買地，我家就一畝半地，財主給了一斗高粱，就把地買了去。
1942年大旱，糧食沒收獲，尤其是冬天餓死的人特別多。傳說街上有賒飯吃的，救濟喝粥飯。冒著大雪，很多人就往街上去，餓得走不動，就在雪地里爬，有的爬不到地方就死了；那些最后爬到街上的，卻發現根本沒賒飯吃這回事，就更絕望了。
我也吃過柿樹皮，用火烤，烤黃咬著吃，柿子不熟是澀的，柿樹皮也很澀。其實，任何時候，對人來講，最大的問題就是吃飯問題。
1942年苛捐雜稅重，當時又沒啥工業，靠老百姓交糧支撐軍隊。當時國民黨當權者如果能體恤民情的話、不磨蝕生命的話、有人文精神的話，不至于在自然災難之上雪上加霜，使人民得不到救濟。
保留記憶，通過批判、回顧和揭示，讓人們記得沉痛的苦難，以避免重蹈覆轍。
與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不同，震云在《溫故一九四二》中所揭示的是在饑荒狀況下的一個人性狀態，生存最本能的部分是要活命。在這種狀態下，一是弱肉強食，二是家族的根要傳下去，所以賣閨女、留兒子，被逼到絕路了。
我一做夢，就是老家的老院子、老房子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根，魯迅的根在紹興、沈從文的根在湘西等，一個作家只有牢牢地扎“根”，才有記憶，尤其是少年的經歷對作家尤其深刻，少年時的記憶是一張白紙，印象就深刻得很。
這種記憶是改變不了的夢境，我一做夢就是老家的老院子、老房子。人可以到處走，去煤礦、去城市，環境會有很多改變，夢卻改變不了。為什么少年時代的夢都是老房子？少年的記憶特別頑強，一寫作就會想到故鄉的人和故事，想到故鄉的自然環境，這可以說是作家的創作規律，每個作家都是這樣。
當然作家也四處采風，但看到的都是別人的東西。而回老家則會激活記憶，創作源泉也就源源不斷。
我在北京已經生活了34年。北京是文化中心，站位比較高，上來就是和全國對話、和世界對話，對開闊作家胸襟、境界有幫助。
相對來講，故鄉文化則是對農業文明的回望。城市文化相對封閉，農村文化中的人心、人性則是開放的。比如在農村，有個啥故事，全村人、甚至四鄰八村都會很快知道。在城市，人與人之間則比較隔膜、封閉、戴著面具，即使對門，也互不認識。
農村類的東西，自然風景、民俗風情體現了很多東西，寄托著一種鄉愁、一種鄉思。
喚醒人的記憶
對作家來講，對閱讀文本，只有更多人看到才能夠體現出它的價值。我也希望將自己的小說拍成電影、電視，因為它們是強勢媒體。我的小說《神木》拍成電影《盲井》，就使得作品被國際上所認識。
但寫小說不能想著為了拍電影，好多作家就因此“回不來了”。小說創作和電影創作不是一個路數，小說是心靈化的東西，電影則會多少影響文學品質。我還是要好好寫小說，能改（成劇本）就改，不能改就不改，人命不強求，強求不行。
電影《一九四二》會有很大影響，但對1942年的災難，有小說、有電影等“軟”的紀念就夠了，不一定非要用硬件的東西，類似的災難太多，不太可能都建博物館。小說和電影能喚醒人的記憶就夠了，積極的作用已經有了，并不比“硬件”的影響更不為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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