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玲檔案 王相玲，女，濮陽市華龍區人，1958年11月出生，本科學歷，高級會計師。2006年12月任濮陽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共計收受賄賂人民幣164萬元、歐元5000元，2010年12月23日，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她有期徒刑11年。
□首席記者 趙蕾/文 記者 王富曉/圖
從昔日意氣風發的副市長，到今日憔悴不堪的階下囚，王相玲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買來了刑期。她說：“我中專畢業后，就被分配到財政局工作，后來從財政局局長到副市長這個位置上，和數字打交道十幾年，卻從來沒有算對這筆經濟賬。在黨和人民賦予我的權力面前，我沒有保持清醒的頭腦，是金錢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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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王相玲的采訪是在她入獄后的20天，即4月17日。
得知她愿意接受記者采訪的消息，我很意外。因為一般人到監獄后都需要適應一段時間才愿意見記者這樣的“外人”。但在采訪中，王相玲難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數次痛哭失聲，導致采訪多次中斷。
已經很久沒有見過記者了
和在照片上看到的形象有很大差別，面前的她看起來瘦削，面帶凄涼，一身囚服，腳上穿著一雙黑色的淺口布鞋，而以前的她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在監獄里，名字前沒有了職務和尊稱，名字只是個代號而已。她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服刑人員，胸前戴著的胸牌上寫著她的名字——王相玲。
“哦，你看過網上關于我的報道，都寫了什么？”對于外界對自己的評價，時至今日，王相玲似乎依然很在意，她有些急切地問我。“哦，寫的都是你以前的事情，其他的沒什么。”我輕描淡寫地說。“我已經很久都沒有見到記者了，你是我出事以后見到的第一個……”王相玲喃喃自語。
“在看守所里活動的范圍小，空間狹窄，條件相對差一些。沒到監獄之前，有些忐忑不安，想象中的監獄是陰森、恐怖的，讓人不寒而栗的。誰知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真正到監獄后，和想象中還是有很大差別的。”王相玲說，走入監獄大院，粉藍色的獄內建筑、郁郁蔥蔥的樹木，還有含苞待放的花朵……都讓她的精神為之一振。“這是一個花園式的單位，環境還是不錯的。眼前的一切讓我懸了已久的心終于落地了。”
“后來我才知道，我現在所在的這所女子監獄是一所新建監獄，軟硬件在全省監獄系統都是數得著的。”王相玲說，入獄以來，她一直在努力使自己能夠盡快適應改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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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監獄接受改造，我是有思想準備的，但初來乍到，好多規范還是不太熟悉，有些手忙腳亂。”王相玲說，任何一個服刑人員入獄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會背誦《監獄服刑人員行為規范》。“背書我倒不怕，我不是死記硬背，而是理解著背誦，所以很快就會背了。可是，理論上記住了，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會忘記，無意中會犯一些錯誤。”
“比如說，《監獄服刑人員行為規范》中規定，按時起床，有秩序洗漱、如廁，衣被等個人物品擺放整齊。我可以按時起床，但洗漱和如廁的次序有時會因為過去的習慣而顛倒，這樣和大家的步調就不一致了，弄得自己很忙亂。”王相玲說，有的時候，她越怕出錯，反而越容易出錯。“我幾乎是一溜小跑趕著，生怕掉隊了。”
“以前看到穿警服的人，有一種距離感，尤其到監獄以后，不知道該如何面對警官。出乎我意料的是，警官們很和藹可親。”王相玲說，入獄伊始，就有警官找她談話。“我當時心亂如麻，光顧著想心事了，事后才知道和我談話的警官姓朱。”據王相玲說，朱警官在了解她的案情后，告訴她不要背思想包袱，監獄的執法透明、公開，希望她能積極改造，爭取早日出去和親人團聚。“警官的話很溫暖，讓我覺得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也就是從那一刻起，我覺得自己的思維開始正常運轉了。此前，我一直混混沌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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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落差讓她感到非常痛苦
“最難的是邁過身份意識這道坎。”說到這里，王相玲突然淚眼婆娑，情緒失控了，她低頭不語，任憑眼淚往下掉。“從小到大，我一直接受良好的教育，沒有想到會走到這一步，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今天的下場。”她低聲說著，聲音里摻雜著嗚咽，以至于我凝神聚力才能聽得清楚她在說些什么。
“這種身份的落差讓我感到非常痛苦，這是用語言無法表達的。絕望的時候，我曾經想到了斷自己。”王相玲的眼淚又涌了出來。她說：“在看守所羈押期間，曾經有領導去那里視察工作。我盡量把頭低得不能再低，甚至想著能有一個地縫鉆進去，再也沒臉見人了。”
“以前，在大會小會上，我也曾多次提到領導干部要學法、用法、守法，可那些內容都是講給別人聽的，根本就沒有聯系到自己。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會觸犯法律，淪為階下囚。對法律的無知讓我有了今天的下場。”王相玲說，時至今日，縱然把腸子都悔青，也無法改變事實。
判決書中顯示，自2005年至2008年春節前，王相玲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在財政撥款、安排人員調動、協調配套項目資金、收購資產、給企業協調貸款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并在事后收受9人10次賄賂，合計人民幣94萬元、歐元5000元。
2009年8月，根據群眾舉報，正在參與林鋼改制的王相玲被“雙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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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對我來說僅僅是個數字而已。”當我問及王相玲對錢的理解時，她這樣回答。“我中專畢業后，就被分配到財政局工作，后來從財政局局長到副市長這個位置上。我和數字打交道十幾年，卻從來沒有算對這筆經濟賬。”說到這里，王相玲的眼圈又紅了。她說，犯罪后帶來的社會影響、自由等都拋開不說，單是算一算經濟賬，職務犯罪也是極不劃算的。作為一個副廳級領導干部，她每個月都有固定的工資，而且吃的、喝的基本上都是國家的，還有專車和司機。“我不需要養房，也不需要養車。我工作十幾年退休后還有退休金，簡單算一算就是幾百萬元，實在不是我受賄的一點錢可以比的。就是說，僅算算經濟賬也是很不值得的。”
“我從來都沒有伸手向別人要過錢，都是我給他們辦成事后，他們后來給的。”王相玲說，別人給她錢的時候，她也曾三番五次地推辭，可別人還是硬留下來了。“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十分內疚和慚愧，但由于我多年工作在濮陽，個別同學、老鄉、熟人難免有求于我，過年過節要送禮表示感謝，態度十分誠懇堅決。再三推辭不掉，礙于情面，有時只好暫時收下，想日后再退。時間一長退不掉時，就放松了思想警惕，認為事后送禮，又不是權錢交易，應該不會出事，總是懷著這樣的僥幸心理，結果一次次犯下嚴重錯誤，以致走上了犯罪的路。在黨和人民賦予我的權力面前，我沒有保持清醒的頭腦，使自己成了金錢的犧牲品……”這是在庭審中王相玲所說的一番話。
“我雖然有堅守防線的意識，但沒有堅持到底、死守到底。收錢后，我也是惶惶不可終日，想著哪一天事情會敗露，但理智沒能阻止欲望閘門的打開。”王相玲說，她最終會被法律這道高壓線擊中已經不是懸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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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外面的時候，總是忙忙碌碌，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滿滿的，總想能抽出時間來歇一歇。”王相玲說，在外面的時候，她的手機24小時開機，“縱然是星期六、星期天能休息上一兩天，但弦也是時刻緊繃著。我是分管安全生產的副市長，唯恐工作做不到位出現安全事故。”
“那個時候，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這包括外部的形象，比如說有風度、有氣勢，穿衣得體、大方，另一層面上的形象指的是政聲，換句話說是在群眾中的口碑。我每天要保持旺盛的精神狀態，要風風火火地工作，要有條不紊地處理每一項事務等。”王相玲苦笑了，“現在再也不會有手機鈴聲在我耳邊響起了，我已經聽不到自由世界的任何聲音了……”
“不知道為什么，我現在害怕孤獨，害怕自己閑下來，恨不得每時每刻都有事情做。我會想到自己出獄后會干些什么，我會辦個實體，我會去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我會學習美容美發技術，擔任形象設計……我想了很多，也計劃了很多，可我想到目前自己的處境，不由得心灰意冷了。”王相玲說，她連自由都沒有了，那些所謂的想法都是空談。
“前一段時間我們監獄六監區和七監區的服刑人員舉行辯論賽，辯論的題目分別是‘人的命運由自己主宰’、‘人的命運由社會主宰’。我是旁聽，是聽眾的角色。”王相玲說，參加監獄組織的活動可以暫時讓她忘掉許多煩惱。
“我覺得人的命運由自己主宰，但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人的發展不能拋開社會這個大環境，不能與道德、法律的規定背道而馳。而我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沒有了回頭的機會。”王相玲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我的過去已經歸零，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還沒有來到，只能選擇把握好現在了。”
“人活一張臉，我現在是沒有臉活著了。可是，我放不下年邁的父母。現在我剛入監，按照規定還不能往家里打親情電話，我迫切地想知道兒子的消息，我不在他的身邊，孩子該如何生活。”說到這里，王相玲的情緒徹底失控，她捂著臉不管不顧地哭了起來。
“人不能犯罪，尤其是女人不能犯罪，因為她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老人和孩子都需要她去照顧，我犯罪付出的代價太大了……”王相玲痛快地哭著，誰也無法勸說她停止哭泣。這淚水中包含的是悔恨、絕望，還是別的什么，恐怕連她自己也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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