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馬官員胡旭光

　　參考消息5月23日報道，香港《南華早報》網站5月22日發表題為《50多個高爾夫球場感受到反腐的沖擊》的報道稱，自從中國共產黨約束黨員打高爾夫球以來，已有60多個球場被當局關閉。

　　高爾夫球賽權威人士戴耀宗說， “政府不再鼓勵高爾夫球運動，對于所有關注高爾夫球的人來說，現在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時刻。”

　　2014年7月前后，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中央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于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

　　"深讀"（shenduzhongguo)注意到，黨紀里沒有明令禁止黨員干部打高球的條款,《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健身、娛樂等活動安排，或者違反有關規定取得、持有、實際使用運動健身卡、會所和俱樂部會員卡、高爾夫球卡等各種消費卡，屬于違紀行為。

　　違紀的前提，是接受別人的安排打球，以及違規持有、實際使用高爾夫球卡。

　　"深讀"（shenduzhongguo)梳理一些落馬官員的案例發現，有的官員把打高爾夫球看成一種“身份”的象征，更有人把高爾夫會所當成政商勾兌的“密室”。

　　“好多生意都是在打球過程談成”

　　高爾夫會所的高門檻和私密性，使其成為一些官員和商人進行政商勾兌的“密室”。一位精于高爾夫球運動的企業老板也透露了他的生意秘訣，“請領導吃飯不如請領導打球，不打不相識，一揮桿，一個關系就建立起來了，好多生意都是在打球過程談成的。”

　　"深讀"（shenduzhongguo)注意到，2014年7月，中紀委官網《反腐三人談：反腐敗必糾‘四風’》中提到，海南原省委常委、副省長譚力被中紀委調查之前還在外省，由私營企業的老板陪同打高爾夫球。

　　2014年9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白恩培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中央免去領導職務。在擔任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前，其曾主政云南10年。

　　92歲的原民盟云南省委秘書長、原云南省政協副主席楊維駿，后來對媒體透露了白恩培的云南往事：白恩培愛打高爾夫球，每周要打3次打高爾夫球，而且一般是跟商人打球。

　　“打高爾夫球是賭錢的，哪個開發商要送錢給他，那么就打高爾夫球，故意輸給他，變相賄賂……打一個球幾萬元，據稱某開發商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打高爾夫球，輸球給他，然后就得到了新的省委大院新辦公大樓的開發權。”楊維駿說。

　　人大副主任：辦一張卡花185萬

　　2013年12月，深圳市南山區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韓江在深圳市中級法院受審。

　　據查，韓江從南山區委到蛇口街道辦事處任職后，認識了蛇口灣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莫某華及其子莫某超，對該公司開發的多個房地產工程項目都給予了關照。

　　2009年，韓江向莫某超提及：想辦一個觀瀾湖高爾夫球會的會員證。莫某超心領神會，立即打電話約韓江在深圳灣體育館旁邊會面，送給韓200萬元現金。

　　隨后，韓江來到觀瀾湖高爾夫球會，花185萬為自己辦了“黑金鉆石會員卡”。

　　因收受賄賂逾600萬元，韓江一審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20萬元。

　　據報道，韓江生活很簡樸，就是很喜歡打高爾夫球，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其中。

　　高爾夫球會員卡 成行賄利器

　　近年來，隨著國家打擊腐敗犯罪力度的加大，官員在辦公室、公眾場所直接收受錢財或銀行轉賬等“傳統”貪污受賄形式逐漸被規避，而門檻高、安保嚴甚至不對外開放的各類會所成為部分官員青睞的場所，“會員卡”也成為不少行賄者的“利器”。

　　"深讀"（shenduzhongguo)注意到，2011年7月，湖南省長沙市規劃局原副局長顧湘陵因涉嫌受賄被捕。相關資料顯示，顧湘陵涉嫌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犯罪總金額達到了7000余萬元。

　　其受賄金額中有30多萬元，都是多次在高爾夫球場上完成的。

　　據知情人士介紹，顧湘陵有6個情人，平日特別迷戀打高爾夫球，基本上全國的高爾夫球場，都出現過他的身影。長沙房產開發商郭某就先后陪同顧湘陵分別到昆明、珠海、桂林等地打高爾夫。

　　“特別迷戀打高爾夫球的顧湘陵甚至把球場搬到自家門口來，他還為此出謀劃策。”相關知情人士說。

　　據媒體報道，北京某知名高爾夫球俱樂部工作人員稱，以個人名義辦理會員卡需要交納65萬元的入會費，若以公司名義則需148萬元。辦理會員卡后享受終身待遇，每次打球只要280元，而且絕對不會對外泄露身份。

　　“打高爾夫是領導該有的派頭”

　　2015年6月，四川省成都市紀委發布消息，成都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黨組書記、主任胡旭光嚴重違紀并涉嫌犯罪被開除黨籍，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巡察組在查閱該公積金中心的機關賬目時，發現幾乎每個月都有一筆大額報銷，每次報銷的數額均在3萬元以上，名目可謂是五花八門，有招待費、會議費、培訓費，等等。

　　通過對原始單據的核查，巡察組又發現了幾處疑點。比如，會議報銷無會議通知、無簽到名冊；餐飲報銷無事由、無人員；預付定點餐飲單位餐費直接列入事業支出，等等。另外，票據中竟然還有成都多處高爾夫球場、海南清水灣高爾夫球場等地的消費發票。

　　更為異常的是，這些大額開支報賬人同屬一個人，而此人正是胡旭光的司機。

　　巡察組接連查閱了過去幾年的賬目，“十八大之前，報銷金額更大，票據更為混亂。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之后看似規范了一些，但依然照報不誤。”經過進一步細致的工作，巡察組了解到，這些賬目都是胡旭光本人出入高檔會所和酒店、打高爾夫球的費用，由其司機巧立名目代為報銷。

　　很快，巡察組就掌握了胡旭光在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仍用公款打高爾夫球、出入高檔會所消費、超標準宴請，以及利用手中權力為家人謀求不正當利益等問題線索。

　　胡旭光被立案調查之后懺悔道，自己并沒有意識到“四風”問題對黨的肌體的嚴重破壞性，反而認為“打高爾夫球、出入高檔會所等是領導干部該有的派頭、應有的待遇”。

　　他還認為，自己在外面吃喝玩樂，其實也是作為單位一把手在外面的公關交際，亦公亦私很難區分，花點公家的錢也是應該的。

　　經查，胡旭光在擔任成都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黨組書記、主任期間，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力，違規參與經商辦企業，獲利100余萬元；利用職權為其妻謀利數百萬元；利用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財物折合人民幣300余萬元；違反社會主義道德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兩性關系。

　　把打遍世界高爾夫球場當人生目標

　　2013年11月，41歲的鄧卡被廣東省直紀工委立案查處。經查，2003年至2013年間，鄧卡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賄賂合計人民幣242萬元，行賄折合人民幣27.9萬元。

　　2014年12月海珠區人民檢察院以濫用職權罪、受賄罪和行賄罪對鄧卡提起公訴。

　　私人老板莊某某在黃埔區投資建設某倉儲公司，鄧卡出面幫忙打點關系及辦理報建等手續，獲得了莊某某給予的倉儲公司干股。

　　2010年12月，鄧卡晉升省海防與打私辦法制監督處處長后，利用職務便利，幫助他人調動工作，從中收受賄賂人民幣20萬元、港幣4.5萬元；

　　此外，收受社會人員和下屬單位送給“紅包”、禮金累計達人民幣100多萬元。

　　仕途上的一帆風順讓鄧卡篤信自己總結的“政治經濟學”。在八小時之外，耳濡目染中不自覺地接受所謂的“高爾夫生活”：休閑、娛樂、享受。

　　鄧卡的生活交際圈子，不是高爾夫球友，就是麻將“賭友”，他甚至將打遍全世界高爾夫球場當做人生的一大目標。他熱衷于吃喝、出入高檔消費場所，并與多名異性保持不正當兩性關系。

　　高爾夫球場成了第二個辦公室

　　2015年10月，針對黨員干部嚴重違紀違法的客觀現實，以及一些黨員干部依然不收斂、不收手，繼續頂風違紀的情況，北京市紀委向全市黨組織推送《北京市正風肅紀教育片選集》，其中提到，北京大興區人大原副主任李學元，高爾夫球場幾乎成了他的第二個辦公室。

　　盡管區里三令五申， 禁止領導干部打高爾夫球，可李學元卻把這些禁令拋在腦后，球癮越來越大，球場上的籌碼也是與日俱增，從一桿20元到50元再到300元，李學元一步步滑向墮落的深淵。

　　2013年6月，李學元以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延伸閱讀

　　2014年7月前后，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中央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于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

　　該文件明確，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

　　取締類球場必須在2014年12月31日結束，退出和整改工作則都必須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國內高爾夫球場搞得太多，土地利用效率太低，與我國土地政策強調18億畝耕地紅線、堅決制止土地使用浪費的基調相悖。

　　《人民日報》刊發文章稱，從2004年起，國家不下十數次發文禁止新建高爾夫球場，與此形成對照，國內高爾夫球場卻從當時的約170家發展到近年來的600余家，其中經正規審批通過的高爾夫球場寥寥無幾。

　　"深讀"（shenduzhongguo)注意到，隨著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公開出入高爾夫球場等高檔消費場所的官員已大為減少。對那些違規建設、應當取締卻未取締的高爾夫球場，有必要深入查找原因。只有走出“高爾腐”，高爾夫球運動在國內才有健康的未來。（來源：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