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妞住在NICU里,能坐起身,好動,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她的爸爸媽媽沒來看望過她。
七個月大的小胖妞,目光有點反常的呆滯。在一張綠色溫馨的嬰兒床上,她嘗試著翻身,看看這個擺滿各種透明小床的房間。她是一名棄嬰,她更為正規的稱謂是江X X之嬰。只是,她的父母在她奮力闖過病魔設下的一道道危險關卡時,就已失去聯系。
這所醫院NICU (新生兒童重癥監護室)護士長孫艷告訴記者,在這里,跟小胖妞一樣父母突然失聯,被迫一直在NICU成長的孩子有兩個;而家人已經簽字放棄治療,但醫院仍在進行保守治療的孩子,也有兩個。醫生護士默默治療,醫院盡力尋找他們的家人,“最長的一個寄居N IC U的孩子超過一歲,已經可以跟著護士姐姐去打針、查房……”
幾乎全市所有的NICU里,都或多或少存在著這樣的小生命,他們或頑強、或脆弱,在不積極治療下與病痛斗爭著。
來自廣州市民政局通報的信息顯示,廣州每年的棄嬰數量在幾百名左右,居全國大中城市前列。而醫院等相對安全的公共場所,實際承擔著廣州市的棄嬰島功能。
在社會輿論焦點,日益集中于棄嬰、棄嬰島設置問題時,南都記者聯系了市內多家綜合醫院兒科,以期了解這類孩子的生活。他們中絕大多數被冠以X X X之嬰的稱謂,躺在醫院里,等待著自己的歸宿———或為民政收養,或被家屬領回,或最終成為不留骨灰的一段生命。
與NICU格格不入的嬰兒床“有個5月齡的病兒,在醫院一住就是11個月,在蹣跚學步的時候,就跟著護士阿姨在病房里查房。孩子渴望交流,渴望被呵護,但忙碌的醫生護士,即便再有愛心,也無法替代孩子的親生父母。”
小胖妞終于不耐煩了,長期無人搭理,讓她大聲地哭鬧了起來,在嬰兒床上扭捏著各種體態,以期獲得醫生、護士們的關注。實際上,她已經是一個健康的孩子了。現在是最需要溝通的年齡段,只可惜叔叔、阿姨們正忙著搶救一個早產合并肺炎的小弟弟,根本抽不開身——— 哪怕只是沖她笑笑。
剛剛入院時,小胖妞胎齡28周早產,出生時極低體重,僅1000克多點。因為嚴重的感染、營養不良和出生窒息綜合征,小胖妞一度生命垂危,在保溫箱里一待就是兩個月。“在治療的早期,孩子的父母還是給予了孩子一定關注的,定期回來探視一下救治的進展,向醫生詢問一些具體事宜。”孫艷表示。
可隨著孩子闖過一道道危險的關卡,病情逐漸好轉后,孩子的父母卻沒再出現過了。醫院打電話過去溝通,孩子的父親不是說在籌錢,就是在去籌錢的路上,總之沒有再出現。孫艷知道,這又是一宗復雜的重癥新生兒棄養醫院案例,她報告給了科室、保衛處、醫院。而孩子的后續治療,則繼續進行。
也許是使用配方奶粉的緣故,小胖妞長得特別快。7月齡時,她的體重已達9公斤,個子也長得挺高,系統評估各方面發育相對正常。“再也不能躺在NICU內小小的B B床上了,護士從家里給她搬來了一張與N ICU極不搭邊的嬰兒床。那個護士家孩子剛剛使用過,很新,很溫馨。編號16。”
當了11年的兒科護士,孫艷見慣了被已失聯的父母丟在醫院病房的棄嬰。這種情況一旦出現,即使人手再緊,醫生護士都得輪流帶著這個孩子。“有個5月齡的病兒,在醫院一住就是11個月,在蹣跚學步的時候,就跟著護士阿姨在病房里查房。孩子渴望交流,渴望被呵護,但忙碌的醫生護士,即便再有愛心,也無法替代孩子的親生父母。”
該院兒科的醫生護士,都記得這個朱××之女,孩子已能認人了,特別粘其中的一個小護士。當最終孩子父母來接走孩子時,護士們哭聲一片,孩子更是哭得撕心裂肺,聞者潸然。那一年,同樣在NICU住了1年多的黃××之子,也被父母接走,這兩個被醫生、護士稱為“跟屁蟲”的小孩一走,NICU似乎空了一半。“好在醫生的工作總是忙碌的,很快又有了新的重癥患兒,需要我們處置。”
新生兒專家:不告而別的遺棄,不僅是因為缺錢“欠費,你來接的時候,我們可以協商解決,商量著辦,打欠條什么的,至少有個交代。實際上,很多社會問題糾結在一起,才構成了孩子被遺棄醫院的最主要因素。比如小三生育的問題,再比如非婚生育、違反計生政策生育問題,甚至對孩子性別上的考慮,都是催生棄嬰問題的誘因。”
年近六旬,從事兒科、新生兒科工作的老魯,是廣州市中心城區一家綜合醫院兒科的主任。在這個中心城區的三甲醫院內,每年發生在病房里的棄嬰事件也有5起左右。今年4月,他們才收進了一個孩子———胡××之子,一名和高危分娩的母親一起轉院過來的早產兒。
“剛開始,孩子父親還總是開著汽車,給產婦送些湯水、營養品什么的。能有小車,似乎還是在做生意,應該不會是特別缺錢的家庭。”老魯告訴記者,孩子的搶救過程異常兇險,上了呼吸機,但幸運的是救治及時。可這時,孩子的父親消失了。
科室給孩子父親打電話,要么不接,要么就推說在忙,但孩子的治療并沒有因為欠費而落下。兩個月后,孩子出了暖箱,家長沒來;孩子自主進食了,還是沒來;評估顯示完全達到健康出院標準了,依然沒來。
于是,孩子就一直在NICU病房里待了大半年。“嬰兒用品、奶粉、輔食,都由我們醫護人員買。這不是問題,我們有這個義務照顧好病房里的孩子。但就算我們做了一萬件好事,萬一出了哪怕一丁點閃失,孩子磕著碰著了,我們必定會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
做了三十多年的醫生,老魯覺得發生在孩子身上的醫療欠費,已經不是導致孩子被遺棄醫院的最主要原因。“欠費,你來接的時候,我們可以協商解決,商量著辦,打欠條什么的,至少有個交代。實際上,很多社會問題糾結在一起,才構成了孩子被遺棄醫院的最主要因素。比如小三生育的問題,再比如非婚生育、違反計生政策生育問題,甚至對孩子性別上的考慮,都是催生棄嬰問題的誘因。”
“倒是那些放在門診、急診或醫院過道的棄嬰,相對好解決得多。”老魯表示,由于這類孩子屬明確的棄嬰,無從查找孩子的父母所在、聯系方式,醫院在對癥處置了孩子的發熱等問題后,如觀察孩子無異樣,很快便可以通過警察、民政途徑尋找到新的監護人。即使真需要發生后續的治療費用,民政也有專項資金來為孩子們提供治療。
老魯表示,要解決這類問題,還是得從法律途徑來尋求解決。在他看來,犯有遺棄罪的,必須頂格量刑。
即使被簽字放棄,他們仍在求生“孩子去世了,我們通知家長前來協助進行遺體處理。”結果那個父親來了,沒有給孩子帶一套體面的衣服,卻帶來了一個潮濕的紙箱。孫艷和科室的醫生、護士出離憤怒,他們一邊痛斥這個男人,一邊從科室里搜羅出一套嶄新的衣物,體面地把孩子送走了——— 因為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的幾乎全部歷程,都是在這家醫院度過。
孫艷所在的醫院里,還經常見到被家屬簽字放棄治療的孩子。他們大多是早產,合并各種并發癥。家屬們簽下“孩子遺體交由醫院處置,不留骨灰”等字樣的書證后,孩子的生命就在等待中慢慢消逝。
不過,也有些小生命異常頑強——— 在接受姑息治療(保守治療,只給基本的維持生命的治療,不再針對疾病本身進行積極處置)一兩個月后,仍然活了下來。“只是這些孩子眉頭一直緊鎖,疾病帶來的疼痛,即便是痛感神經未發育完全的孩子,也難以承受。”孫艷告訴記者,父母簽字放棄后,經姑息治療好轉的案例在這所醫院也有發生,但概率極低。
每次看到被家屬簽字放棄的孩子,剛做母親的她就有想哭的沖動。“有時候姑息治療和鎮痛是相互矛盾的:想給孩子用點鎮痛,會對呼吸道造成傷害,影響呼吸;有心給孩子用點簡單的對癥藥物,那會加劇孩子的痛苦……”N ICU醫生和護士陷入兩難。
他們只能看著這些小家伙的生命氣息一天天消逝,或者是祈禱那超低概率的自行康復,奇跡般地出現。
作為一名醫護人員,孫艷見慣了生死。但對于其中一名簽字放棄治療后的父親的做法,孫艷有種刻骨的厭惡。“孩子去世了,我們通知家長前來協助進行遺體處理。”結果那個父親來了,沒有給孩子帶一套體面的衣服,卻帶來了一個潮濕的紙箱。孫艷和科室的醫生、護士出離憤怒,他們一邊痛斥這個男人,一邊從科室里搜羅出一套嶄新的衣物,體面地把孩子送走了———因為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的幾乎全部歷程,都是在這家醫院度過。
說到這里,護士長孫艷眼圈泛紅,她想用很多更粗鄙的話來痛罵這個冷漠的監護人。“他不配做父親,所以我稱他為監護人,僅僅是法律上的定義。倫理、道德上的監護工作,他根本就沒做過。”
“這些監護人總會說醫院的收費貴,孩子的預后不好,以此來搪塞自己的失職。但如果有10%的機會完全康復,這些監護人盡力了嗎?”說這話時,孫艷身上透著一種母性。她見過一個普通工薪階層的夫妻,為挽救雙胞胎孩子的生命竭盡全力。老大最后沒能保住,病情更為嚴重的老二卻神奇地康復了。“他們極力地籌錢,我們也在極力地減免,最后順利救下了孩子,花費7萬多元,現在那孩子健康地成長著,應該都能打醬油了。”
孫艷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醫生和家屬不用再為治療費用擔憂時,如果患兒們能像香港那樣每天只要交50元錢時,這樣的棄嬰問題,這樣的傷痛別離,也許會少得多,中國的醫患矛盾也會少得多。
(應要求,文中涉及的醫護人員姓名為化名)
南都記者對話一個曾簽字放棄的父親———
“如果有搶救價值,我賣血都會救我的孩子”
今年27歲,來自湖南的鄭福(化名),今年6月就曾因雙胞胎早產、出生時極低體重、肺功能發育低下等諸多并發癥,最終簽字放棄了雙胞胎女兒的搶救,遺體交由醫院處理,不留骨灰。“孩子的面,我都沒見上,是妻子告訴我的,大的那個,能輕微地哭泣,手腳動彈著、掙扎著。小的那個,基本就沒有生命跡象。”
鄭福告訴記者,就經濟條件而言,他們在老家算得上中等。盡全力救孩子的經濟能力,還是有的。“但肯定得傾家蕩產,醫生的分析很客觀,說的都是各類并發癥出現的幾率。腦癱幾率超過50%,肺發育不全、智力因素影響等幾率都告訴了我。沒和太太商量,和我的父親、母親簡單溝通后,我簽字放棄了。”
南都:都過去半年了,現在回想起來,會后悔當初的決定嗎?
鄭福:有時后悔,尤其是夫妻倆看著人家的孩子健康成長的時候。絕大多數時候還是豁達了,真要救下了兩個腦癱孩子,今后我們的生活怎么辦?家庭會毀掉,家族甚至都會被拖垮。我看過新聞,有撫養兩個腦癱兒十多年,最后殺掉孩子的報道。如果當初不簽字,救下來了,是腦癱。不久的將來,我肯定也得抱著我的兩個閨女去死。
南都:那你的妻子呢,她目前的狀況怎么樣?畢竟她親眼見過自己的兩個骨肉。
鄭福:剛剛開始時天天哭,抑郁癥了,尤其見不得可愛的小孩。時間久了,也就慢慢好起來了,我們甚至可以談這對小姐妹的話題了。最近她常夢見兩個孩子,偶爾還會精神恍惚。
南都:最后孩子的遺體處置上,你們怎么決定的?
鄭福:之所以不留骨灰,主要還是為了避免刺激孩子的母親,交由醫院處置吧。遺體火化前,我們給準備了兩套漂亮的白色公主裙,有蕾絲,蓬蓬的那種。選衣服時,我們一家哭得像群瘋子。
南都:最終放棄,有經濟上的考慮嗎?
鄭福:肯定有這方面的考慮,但我說過,如果有搶救價值,孩子能正常成長,我傾家蕩產,賣血都會救我的孩子。
南都:你覺得是什么剝奪了孩子的生命?你的簽字、隨后的消極治療,還是疾病?
鄭福:(沉默了很久)我寧愿相信是因為疾病本身吧,是該死的雙胞胎常見的雙胎輸血癥害死了孩子。孩子的母親有權利去哭,我沒有,我得承擔簽字后的后果。簽字前,獨生子女環境長大的我,一直還是個孩子,簽字后,我覺得成熟了很多。
專家說法
簽字放棄無法判斷善良和罪惡
在監護人簽字放棄,醫院姑息治療或者是疾病本身這三者之間,究竟是誰殺死了孩子。這涉及到了醫學倫理上的探討了。“很多時候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準則。”南方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副院長、倫理學專家嚴金海教授表示。
他表示,監護人基于對孩子病情后續狀況的判斷,做出放棄治療的決定;醫院依據現有的醫學常規和科技能力,做出的醫學判斷。隨后代表一個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小生命,做出了放棄的決定,這很難分得清對錯。“因為這不是善惡、是非的問題,而是善與善之間的較量。”
嚴金海稱,出于對生命權的尊重,我們肯定是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救活,恢復健康。但客觀現實是,醫學有局限,孩子可能活下來了,但生活質量異于常人,或者嚴重遜于常人。尊重生命權的善和尊重生命質量的善,孰輕孰重,很難有個統一的觀點。
“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監護人簽字放棄搶救可以,不違法。但如果簽字放棄后,又自行帶離出院將孩子遺棄,這就違背了社會倫常,甚至觸及了遺棄罪的法律底線。”嚴金海最后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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