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孩子”調查
“黑戶”作為一個不被社會承認其客觀存在的群體，由于自出生起便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項權利，黑戶們的整體素質也普遍較低，并且日益成為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隱患。
由于孩子的戶口問題無法解決，單身媽媽劉菲(化名)，將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告上法庭，請求法院確認房山分局拒絕為其子辦理戶口登記的行為違法。
劉菲與李某在未進行婚姻登記狀態下生育孩子小杰(化名)，因無力繳納33萬余元的社會撫養費，小杰今年已經8歲，卻仍是一個沒有戶口的“黑孩子”。從孩子的出生證明，到孩子的就學，一路走來每一個環節上，劉菲都少不了要費一番周折，四處“托關系”、“找熟人”，即便如此，目前在小杰的學籍卡上，身份證號一欄是空著的。
由于戶籍制度和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一個孩子出生后能否辦理戶口登記，需要各種證明，在一些地區，像小杰這樣的非婚生孩子，連出生證明的辦理也困難重重。沒有出生證明，就無法申報國籍、戶籍，無法取得公民身份號碼，也無法證明嬰兒出生狀態及血親關系。
今年10月，湖北省衛計委出臺管理辦法規范出生證明的辦理，要求“各簽發機構與管理機構不得以結婚證、生育證等作為簽發(出生醫學證明)的附加條件”。
事實上，原衛生部、公安部下發的一系列《出生醫學證明》管理規定都指出，辦理《出生醫學證明》需要查驗新生兒父母有效身份證件，并沒有將結婚證、生育證作為附加條件。但現實卻是，像小杰一樣的“黑孩子”是一個數量龐大的人群，湖北修訂管理辦法的新聞，使得“黑孩子”再次受到關注。
“黑孩子”
他們是一群無辜的孩子，但世俗的眼光和制度的條款，為他們打上了不道德產物的烙印。非婚生子女是他們在法律概念上的身份，而在社會隱性的亞文化層面中，他們還有一個更加尷尬的名字——“私生子”。
2013年的隆冬時節，在劉菲的案子開庭審理一星期后，記者見到了小杰。從北京南站一路向西南，經過西六環和高速公路一連串的收費口，出租車在房山區青龍湖鎮的幾條小路上盤桓著找不到方向，導航信號也時斷時續幾經失靈，從老北京的概念上來講，這里已算不上京城的地界，沿途景物也與普通的小縣城無異。輾轉找到劉菲家所在的小區，已經是晚上8點了。
劉菲一見面就開始向《新民周刊》解釋：“真是不好意思，剛剛沒回你的信息，今天的事情太多了，我們家門鎖壞了，孩子回家進不去屋子，是我后來找人把鎖撬開的。都沒來得及給孩子做飯，讓他自己去我姨家吃了?！睆膭⒎朴行o措的語氣中，記者感受出，這對相依為命的母子，生活的確過得不易。一位獨自撫養孩子的單身母親，生活中遇到的麻煩，又豈止是孩子的戶口？
一進劉菲的家門，小杰已經早早等在門口，看到母親帶了記者進門，又蹦又跳很是熱情。這是一個活潑好動的男孩，乍一接觸并不能感受到他與其他孩子的不同。“阿姨，剛才我聽媽媽說你走錯路了，你是不是坐到青龍湖小學那邊去了，我就在那上學，我今年剛上一年級……”和小杰的對話，就在這樣輕松活潑的氣氛中開始，直到記者在劉菲的指引下，找到電腦桌上的一張光盤，氣氛忽然轉彎。
事情發生時，劉菲正在廚房里炒菜，嘈雜的排風聲中，劉菲從廚房中探出半個身子，告訴正在沙發上和小杰聊天的記者，在她的臥室電腦桌上，有一張媒體寄來的采訪光盤，“前幾天有媒體的人來了，采訪完我之后，給我寄來了兩張光盤，我沒放出來，不知道是不是電腦的問題，你幫我看看……”
不等記者回答，小杰已經從沙發上跳起來，把記者拉進了劉菲的臥室，拿起光盤很熟練地放進了光驅。光盤果然放不出來，小杰忽然說：“不看也知道，肯定是說我媽的事?！闭f這話時，小杰一掃之前的活潑好動，語氣里有一種很難形容的負能量，是沮喪？是無奈？還是氣憤？
“他們說我媽生我要罰款，要不就不給我落戶口，罰款30多萬，我媽沒錢交不起，想賣腎……”小杰繼續說著。當記者詢問小杰，是在哪里聽到這些話的時候，小杰回答：“他們一直和我媽說，見面也說、打電話也說，我聽見的。我覺得計生委和公安局的人真壞，我將來長大了想參加黑社會，報復他們?！边@樣的話從一個剛剛上小學一年級的8歲男孩口中說出，記者愕然，一時無言以對。
生存罅隙
作為世界上為數不多實行戶籍制度管理的國家之一，中國公民自出生開始，其人身的各項權利便與戶籍緊緊掛鉤，在身份認證被普及到生活中每個細節的今天，戶口更是密切關系著我們的衣食住行。
現實中，戶口關系到升學、就業、社會保障、居住等幾大方面，具體到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孩子從上小學到小升初，以及之后的中考、高考甚至成年后的婚姻登記都無一例外需持有所在地的戶口或臨時居住證明，而其他的各項社會福利、銀行業務也需要通過戶口和身份證號實現與具體個人的對接。在火車票都需要實名認證的今天，“黑戶”們更是面臨著舉步維艱的生存現狀，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戶口已經成為了中國公民社會屬性的重要體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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