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體腎移植者和親人相擁而泣。記者邱偉榮 攝
活體腎移植者和親人相擁而泣。記者邱偉榮 攝
在器官來源極為短缺的情況下,許多人只能靠親人捐獻的器官活下去。重獲新生后,他們如何面對身懷“三腎”的人生?身體里只剩下一個腎的親人又有著什么樣的心情?
昨天,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舉行親屬活體器官移植感恩會。會場上,移植康復者和他們的親人一吐為快。“感謝媽媽、老婆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的話語頻頻響起,淚水在面龐上盡情流淌,他們的故事令人聞之動容,也讓人感受到生命和親情的可貴。
王女士
“看到媽媽的腎,整個人被凍住了”
30歲的深圳市民王女士散發著快樂的能量。要不是透析時在脖子右側留下的淡淡的疤痕,誰都不會知道她曾經歷過生死的掙扎。
今年3月7日,王女士沒法入睡,一躺下便感覺呼吸不了,醫生說是尿毒癥。“等待腎源是漫長的折磨,我陷入絕望中,我媽特別心疼,堅決要給我一個腎。”王女士說,7月2日手術,她打了鎮靜劑,等待進行全身麻醉。突然,她透過手術室的門看見了主刀醫生及他旁邊一顆新鮮的腎,整個人瞬間都被“凍”住了。“那是剛從我媽媽身體里摘下來的腎,放在一個盆里,上面全是冰。”回憶起那一幕,王女士泣不成聲。
她說,當時,在震撼和愧疚的支配下,她只想逃離手術室。麻醉師見狀一把拽住她。“麻醉師說,腎已經割下來了,不能不做。可我什么都聽不進去。”王女士說。
直到主刀醫生出來,她死死拖住醫生的手,不停追問媽媽“有沒有事”。直到醫生告訴她手術很成功、媽媽沒有危險時,她才哽咽著喊,不要移植,讓醫生把媽媽的腎移植回去。
在醫生的勸慰下,最終,王女士接受了手術。術后4個多小時,“我眼睛睜不開,但有意識了,流出了眼淚”。
熊女士
“我想重圓做母親的夢想”
“謝謝媽媽沒有放棄我,讓我重生,我最大的愿望是盡快成為媽媽。”今年28歲的熊女士一年多以前做了腎移植手術。2011年年底,處于妊娠期的熊女士被查出來患有急性尿毒癥腎衰竭。“聽到醫生宣布結果時我并不害怕,但害怕失去肚子里的孩子。”熊女士說。
“堅持透析一個月,直到我的眼睛看不見了,躺不下去了,也呼吸不了,只能直立,下身開始出血。”說起當時的痛苦,她哽咽了。只有6個月大的寶寶早產,很快夭折。得知噩耗后,她的淚水不知沾濕了多少次枕巾。去年7月,媽媽為她捐獻了腎臟。熊女士術后恢復很好,第二天便能下床活動了。熊女士現在如同常人一樣可以跑步、跳舞、騎自行車,還經常出門游玩。醫生告訴她,最快3年后,她就能成為母親。
曾先生
“妻子術后半個月就給我做飯”
來自江西贛州的曾先生跟妻子在現場幾度哽咽。他去年1月查出腎衰竭晚期。妻子知道自己跟曾先生的血型一樣,堅決要給他一顆腎。
曾先生蒙了,“要是兩個人都垮了,這個家怎么辦?醫生說,如果血型相同,又是夫妻有體液交叉,配型好差的問題不大,能進行移植手術。”最終,他同意接受手術。
今年6月份,曾先生與妻子成功完成手術,術后二人身體恢復良好。“我妻子手術半個月就開始給我做飯吃,兩個月后便開始上班,賺錢養家。她給了我下半輩子,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曾先生動情地說。
小施
“術前自閉,媽媽陪我坐一夜”
小施今年28歲,他一直緊握媽媽的手,哽咽著訴說自己的故事。2012年11月8日,醫生給小施和他媽媽做了腎移植手術。
“父親時常告訴我,上帝為我關上一扇門,也會為我打開一扇窗。而那扇打開的窗就是我的母親。”當時,病重的小施整夜無法入睡,母親便陪著他枯坐一夜。一天,母親突然告訴小施,要把自己的一個腎捐給他,小施不肯。“媽媽說,孩子,我給了你第一次生命,也會給你重生的機會。”術后的第5天,小施出現了急性排斥反應,他感到了恐懼。“媽媽忍著術后的疼痛來病房安慰我。”母親的關切眼神讓小施至今提起來仍淚如泉涌。現在,他和病友正為成立腎移植幫扶基金會而奔走。
專家:
活體器官移植
風險不容忽視
根據衛生部規定,活體器官移植僅限直系親屬之間。“去年我們做了300多例腎移植手術,156例是活體捐獻,占40%左右。”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教授表示,亞洲國家活體腎移植占90%。41年來,該院開展腎移植4000余例,其中親屬活體供腎385例,公民捐獻腎移植264例。患者1年、3年的生存率分別達到95%、90%以上,術后10年的存活率也高達90%,而美國腎移植病人10年存活率為80%。
“活體器官風險還是不可忽視的。”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王長希教授說,誰也不能保證供腎者僅存的腎會不會出現病變,如得了結石或出現腫瘤等情況。他指出,接受腎移植手術的病友最好手術三個月以后再工作,術后要定期隨訪,3年之后藥量基本可以控制在小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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