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23點50分，長沙市救助管理站大廳，一名老年流浪者躺在擔架上，無助地看著記者。
2012年12月下旬，在長沙雨花區一橋下，一名流浪者凍死；今年1月3日，長沙開福區一橋下，另一名流浪者凍死。
短短數天，兩起人命，他們緣何拒絕溫暖不去救助站？
記者特地走近長沙流浪者，體會他們最真實的世界。
不準拘禁或者變相拘禁受助人員；不準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或者唆使他人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
——2003年，孫志剛事件后，《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推行。
24年不入
流浪者為何不愿去救助站
1月6日22時，長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欒衛東也開始忙碌起來：他身穿軍大衣、棉鞋棉褲，手拎著一個大塑料編織袋在垃圾筒里仔細翻揀著。
這種在長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欒衛東已經過了近三年，此前他已在全國流浪了21年，下過新疆的小煤窯、進過河南的黑磚廠……2009年，他來到長沙，“長沙要暖和一點。”
三年中，志愿者、警察，甚至路邊的居民都曾勸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婉拒。“救助站最終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還出來流浪做什么？”欒衛東說，他也曾在其它城市進過救助站，但因為感覺“像犯人一樣”，就再也沒去過。
本報記者連續一周在長沙調查了近20名流浪者發現，盡管他們都衣衫襤褸、食不果腹，但幾乎無人愿去救助站，寧愿在橋洞、地下通道、工地邊、火車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樣？本報派出記者戴鵬，以流浪者身份全程體驗。
無法接通
連續十次未打通救助電話
1月7日21點，記者與欒衛東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
此時的記者，身披一件欒衛東給的破棉衣。“完全認不出來。”一旁的欒衛東說。
很快， 途經市民發現了記者，撥打了長沙市天心區救助管理站的電話。
21點38分，市民撥打第一個電話時，無人接聽。此后連撥四個電話，均是占線。第六個電話，撥通卻無人接聽，接下來四個電話，又全是通話中。十個電話后，記者仍無法取得救助。
21點44分，市民撥打110求助。
21點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來電話問明情況。
21點55分，兩名民警到達現場，認真詢問情況后，和市民一起將記者攙扶上車，直接送往位于窯嶺的長沙市救助站。
三人圍毆
死縛雙手，死摁雙腳，膝蓋頂頭部
22點30分左右，證實記者未飲酒后，長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同意提供相應的救助。
約五分鐘后，民警離開，現場氣氛驟變。
“你叫什么？住哪里？”記者抬起頭，發現救助站工作人員已是滿面寒霜。
因為改扮的是聾啞流浪者，記者未作回答。幾度詢問后，因未獲答復，工作人員音調漸高。
這時，一名工作人員突然沖上前來，繞到記者背后，將記者雙手死死束縛。緊接著，另外兩名工作人員沖上前來，死死地摁住記者。
眼見毆打可能升級，記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員一邊說：“不打你，不打你”，一邊卻突然將記者重重地絆倒在地板上。
隨后，兩名工作人員將趴在地上的記者雙腳死死摁住，瞬間，記者無法動彈，呼吸困難。
放棄救助
“現在想走？晚了！”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記者眼冒金星，感覺幾欲暈厥，無奈告饒。
“現在想走？晚了！”用膝蓋頂著記者頭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員出言不遜。
“按國家規定，受助者可以自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愿放棄救助站的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記者說出理由后，同樣遭拒。
最后，記者迫于無奈告訴工作人員遠在浙江老家的父親的電話，在父親與工作人員交涉要求放人后，工作人員才將記者松開。
隨后，長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員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須在這份表格上寫上“自愿放棄救助”、簽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記者離開救助站。
當晚11點左右，記者離開了長沙市救助站，此時距記者走進救助站還不到40分鐘。
記者目擊
老漢手腳被捆救助站內呼救
23點30分，本報另一路記者進入救助站接應戴鵬，卻意外發現，此時救助站大廳地上放著一副擔架，上面正躺著一名老年流浪男子。
他雙手被白色麻繩反捆在背后，繩子深深地勒進衣服里；雙腳小腿處被膠帶綁在一起。他使勁地想坐起來，但根本無能為力，最終只能半仰著身子，向記者呼救：放開我，放開我！
途經老人身旁的記者趕緊蹲下身子，靠近他詢問為何被捆綁，老人只是拼命哀求：“你先把我放開，放開我的腳，讓我坐起來。”
記者看到，他花白的頭發、破爛的衣裳、下嘴唇處一圈血跡已經凝結成痂。當記者問他是否挨過打時，他點了點頭，眼角涌出淚水。
“我是記者，不是救助站的，沒有權力放開你！”一聽這話，老人家眼色頓時黯淡下來，再也沒有理睬記者。
大約一個多小時后，這名老人不知所蹤。
他們為什么拒進救助站
我們為什么無法解答
2003年3月，公民孫志剛在收容站遭暴打離世。
十年后，下一場大雪來臨前，一個求助者，在長沙救助站遭遇圍毆。他是記者戴鵬。
如今，“收容”早已更名“救助”。若改動的只是詞語，那蕓蕓眾生應當權衡：如果某天，我也流浪街頭……
去年歲尾，一名流浪男子凍死在雨花區橋下；1月3日，另一名流浪男子凍死在開福區橋下。
“他們為什么寧愿露宿街頭，也不愿去救助站？”這是最大的疑問。
如果我們是一名求助的流浪者，我們將會遇見什么？這是采訪的起點。
記者戴鵬，以一名流浪者的身份體驗救助站，在長沙下一場大雪來臨前。
我們本想替那些不愿進救助站的流浪者們，體驗救助之路；我們本想看看那些溫暖的救助細節，感受溫暖之路；我們本想告訴那些迷失的人們，找到回家的路。
當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將戴鵬送進長沙市救助站。
沒有噓寒問暖，沒有熱飯熱茶，沒有御寒衣被。
起初是救助者皺眉品評：吸毒？醉漢？其后是冰冷拷問……
或許，這只是他們的流程；或許，這只是他們的習慣；或許，還有太多的或許。
最終，在監控視頻里，一個畫面將冰冷定格：兩名工作人員死死地摁住他的腳，一名工作人員狠狠地用膝蓋頂著他的頭部……
數分鐘后，他不堪忍受高喊：“我不要救助，我要出去！”
事情由難變易，打人者收工，他離開了救助站。人民路上雪猶未融，天地依舊祥和。
這是這場體驗的黑色終點。
面對一身傷痕，此前的懸疑追問似乎已無需再解。
流浪心酸，安睡不易。流浪，但常思家園之暖；落魄，卻有血有肉有尊嚴。
不飲盜泉之水，不受嗟來之食。
他們不是城市的傷疤，他們考驗城市的胸懷。
于之前湮沒無聞的被打流浪者而言，戴鵬所遭受的虐行，一拳一腳實際上都打在每個流浪者的生存權上。在他之前，誰能想象當另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此門，遇見了什么？
孫志剛離開后，他的墓碑上刻有：“逝者已逝，眾惡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此為鑒，牢記生命之重，人權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無使天下善良百姓，徒為魚肉。”
（記者 鄒麗娜 童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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