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平認為丈夫死因可疑
一起因“信息公開”引發的行政訴訟日前在漯河市中院開庭。
駐馬店農婦白文平的丈夫在與他人發生肢體沖突后失蹤，3個月后其尸體被人從水塘中撈出。警方經初查和尸體解剖后認定死者為生前溺水所亡，決定不予立案。而白文平堅稱丈夫系被人所害，要求警方公開調查報告，警方予以拒絕。多次交涉無果后，白文平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據了解，此案是自5年前國務院《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以來，河南公安機關因信息不公開而成為被告的第一案。
如何破解“政府信息不公開”困局，白文平案的意義似乎比官司輸贏更顯重要。
官司
警方拒絕公開相關信息被起訴
白文平認為，郾城警方怠于履行職責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
2012年12月28日上午9時，因申請信息公開遭遇拒絕引發的一場行政官司在漯河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來自駐馬店的農婦白文平要為死去的丈夫樊曉才討說法。審判長李勝利將此次開庭界定為“聽證調查”。據悉，該案成為自2008年5月1日國務院《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以來，我省公安機關因信息不公開而成為被告的第一案。
44歲的白文平是駐馬店市西平縣人，其丈夫樊曉才生前在漯河市郾城區裴城鎮一工地打工。2011年12月24日晚，樊曉才與工友外出就餐返回工地途中與當地幾個村民毆斗，樊當晚失蹤。
2012年3月24日，樊曉才的尸體在工地附近的一個水塘里被發現。
漯河市公安局郾城分局經過初查和尸體解剖，認定樊曉才系生前溺水死亡，遂作出不予立案決定。白文平則認為丈夫死亡疑點重重，堅稱是被人殺害后拋尸水塘，要求公開與樊曉才死亡有關的所有信息資料，警方拒絕。
白文平認為，郾城警方怠于履行職責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當年10月10日，她向漯河市郾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認定警方不履行政府信息公開職責屬違法行為，并要求警方向家屬公開樊曉才死因的所有檢驗鑒定報告、現場勘驗報告及所有與樊死亡有關的照片等全部信息。
但是，郾城區法院以起訴事項不屬于法院審判范圍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白文平不服此裁定，遂向漯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聽證
當事雙方對信息公開認知各異
警方認為，政府信息公開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政府信息都必須公開，但白文平卻不這樣看。
白文平稱，走上法庭源于她生出的絕望感。
她說，因質疑丈夫死因，她先后三次分別以口頭和書面的形式要求對尸體進行重新鑒定，郾城警方均未做回應。2012年7月30日，白文平收到漯河市公安局郵寄給她的一封信件，打開以后發現里面是一份《鑒定結論通知書》，上寫：我局聘請有關人員對樊曉才死亡原因進行了尸體鑒定，鑒定結論：樊曉才符合生前溺水死亡。“我打電話詢問刑警隊頓隊長，他說我們已‘替’你做過二次鑒定，結論就是這。他們憑什么要‘替’我做鑒定？”
于是，白文平憤而起訴。
當日的聽證調查，法庭未對雙方糾紛做事實厘清，只關注兩點：一是警方的行為究竟是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其行為被訴是否屬于法院審理范圍；二是警方是否應該公開當事人要求公開的信息，拒絕公開的理由是否具有法律依據。
針對本案，白文平的代理律師、河南亞太人律師事務所律師常伯陽認為，公安機關對樊曉才死亡進行的調查不是刑事偵查行為，因為樊曉才死亡事件沒有作為刑事案件立案，公安機關行使的主要是行政管理職能。
漯河市公安局郾城分局引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保密法》以及《刑事辦案手冊》等相關內容稱，公安機關既行使國家治安管理權，又行使刑事偵查權。警方在樊曉才死亡案受理后即進行了大量偵查活動，未發現有犯罪事實發生，多次進行集體研究后依法作出了“不予立案”決定。他們的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范圍，樊曉才死亡案也不屬于信息公開的范疇，只能告知受害人偵查結果和鑒定結論，不能公開過程、手段和材料。
郾城警方認為，政府信息公開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政府信息都必須公開。根據相關規定，在我國不得公開的信息主要有三類：一是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信息；二是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信息；三是涉及國家外交、國防、社會管理等敏感信息。
“家里人死了，想死個明白，關國家秘密什么事？為什么不能公開？”白文平不理解。顯然，對于樊曉才死亡案是否屬于信息公開的范疇，白文平和漯河警方在認知上差異很大。
現實
公民獲取案件信息很被動
國內最早研究政府信息公開的學者周漢華表示，我國80%以上的有用信息都由政府掌握。
“我一直在等著這案子開庭，也一直希望法律能給我一個說法，因為還有很多人面臨同樣的困境。”白文平說。
就在白文平在法庭上據理力爭時，信陽市淮濱縣市民李名的家人也在為搞清其死因奔走，而南陽鎮平的王云平夫婦至今深陷訴訟。
信陽淮濱市民李名轉包該縣建筑商劉彬一項工程，雙方因工期發生爭執，李名在與劉彬結算已發生的工程款時雙方矛盾激化。2012年11月3日凌晨6時，李名身中5刀死在劉彬家門前。淮濱警方的結論是：自殺。家屬不服此結論，至今仍在告淮濱縣公安局。
類似遭遇還發生在南陽鎮平縣農民王云平夫婦身上。2010年8月29日，他們10歲的兒子被人殺害，嫌疑人是同村村民張梅豐、朱云合夫婦。當年11月30日，鎮平縣公安局口頭告知案件已破，兇手即張梅豐，但經鑒定張系間歇性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并予以釋放，隨后撤案。
王云平夫婦不服，提起民事訴訟后想借助法院之手調取相關資料，但最終拿到的也僅僅是鑒定結論等部分信息。“作為父母，我們只想讓孩子死個明白。如果他們做得正行得端，信息為什么怕公開？”他們說。
同樣的疑惑在專家那里也存在。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漢華，是國內最早研究政府信息公開的學者之一。受原國務院信息辦委托，他最早牽頭提交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草案，在學界被稱為《條例》起草第一人。在周漢華看來，信息不公開依據的“三安全一穩定”(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由于《條例》未予明確，實踐中已演化成一個什么都能往里裝的“大口袋”，成為行政機關不予公開信息的借口。我國80%以上的有用信息都由政府掌握，而絕大部分的刑事案件信息則掌握在公安機關手中，公民獲取案件信息很被動。
聲音
信息公開不應成為“玻璃門”
“不能動輒用‘保密’為借口限制信息公開和公眾的知情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朱永新委員說。
司法實踐中有無信息公開的案例呢？答案是肯定的。
鄭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于2006年偵辦的一起死亡案件受到家屬質疑，將偵查材料予以公開后，使多日的上訪息訟。當年，年僅18歲的安徽女孩吳文靜與男友生氣后出走到好友處借宿，深夜墜樓死亡。警方鑒定結論是高空墜樓死亡，家屬依據多種疑點認為是被其男友所害。警方除了未向其公開偵辦技術手段外，允許受害人查閱相關案卷材料。
事實上，早在2005年，公安部刑偵局就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刑偵部門實行“辦案公開制度”。北京市公安局于2010年11月開始推行辦案公開機制，截至2011年6月底，北京警方各執法辦案單位向報案人、受害人公開了1.3萬多起刑事案件，群眾滿意率80%以上。
2012年12月21日，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也在網上曬包括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損傷檢驗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信息公開”，其案件信息的深度公開在浙江處于先進水平。該市公安局法制支隊支隊長陳惠平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執法是否依法依規，一目了然。
在河南，鄭州市公安局信息公開建立了評議長效機制，2011年該局共受理政府信息公開申請16件，其中“同意公開”12件，占總數的75%。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認為，信息公開不應成為一道“玻璃門”——雖然看得見，就是過不去。國內長期研究政府信息公開的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程潔建議，如果可能，每個人都提起一樁政府信息公開的訴訟，這樣可以有效促進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進程，從公民參與的角度促進一個公開、公正、透明、高效的政府的建立。
“不能動輒用‘保密’為借口限制信息公開和公眾的知情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朱永新委員說。
（記者 何暉 閆化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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