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期在江西省部分貧困村調研發現，由于一些扶貧項目補助標準偏低、所需配套資金較多，一些貧困村推進扶貧項目的配套壓力較大，“負債脫貧”現象時有發生，尤其是在道路、飲水安全、村莊整治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貧困村的集體經濟不少都是名存實亡的“空殼子”，無力償還這些債務。
資料圖
生活雖改善，債務增加了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縣珠田鄉大壟村是江西省“十二五”省級貧困村。大壟村村支書王建紅告訴記者，由于地處偏遠山區，生存條件惡劣，全村2000余人一直脫貧困難。
近年來，隨著國家扶貧力度的不斷加大，大壟村迎來了修路、改水、建學校等一個個扶貧項目，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然而，由于國家有關扶貧項目補助標準偏低、所需配套資金較多，在條件改善的同時，大壟村的負債清單也不斷拉長，負債額大幅攀升。
村里的負債清單上列著這樣一筆筆債務：
2008年修一條5.2公里的通村公路，交通部門按每公里10萬元的標準撥付工程資金，但施工成本卻高達每公里32萬元，路修通后村里負債近70萬元；
2010年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水利部門按每人400元的標準撥付工程款，施工成本是每人700元，雖解決了近1000人的吃水問題，卻負債30余萬元；
2011年村小學改擴建，教育部門負責校舍建設資金，但村里要負責征地，負債9萬元；
2013年實施危橋改建工程27.4米，上級部門按照每米8000元的標準撥付工程資金，實際施工成本40余萬元，至今還欠著20余萬元。
記者調查發現，由于扶貧項目配套壓力大，當前貧困村“負債脫貧”的現象并不少見。
吉安市交通運輸局縣鄉公路管理處副處長劉祥志告訴記者，當地“十五”“十一五”期間農村公路建設欠債為12.3億元，截至去年底，已償還了三分之一，還有8個億左右未還。
“拆東墻補西墻”
記者調查發現，一方面貧困村在完善基礎設施、推進扶貧開發中欠下一筆筆債務；另一方面，由于村集體經濟大多名存實亡，基本無力償還脫貧中欠下的債務。
以大壟村為例，村委會將辦公樓下面的三個鋪面出租給村民，每年的租金能有八九千元，這基本上就是村集體經濟的所有收入，“想要依靠這點錢來還清100多萬元的債務，根本無望。”王建紅說。
井岡山市茅坪鎮馬源村黨支部書記魏成芳告訴記者，他們村里一年的轉移支付總共6萬多元，再靠向對口扶貧部門爭取一些資金，勉強維持村“兩委”的正常運轉。“村組干部的工資、辦公費都從這幾萬元里面開支，基本拿不出錢來搞公益事業，更不要說還債了。”
多位受訪的貧困村負責人表示，村本級沒有集體經濟收入，施工老板找上門來討債，村里只能找鄉政府借來年的財政轉移支付，或挪用其他項目的錢還債，“拆東墻補西墻”。
江西省贛州市一偏遠山區貧困村黨支部書記告訴記者，很多貧困村無力償還拖欠施工方的修路款，施工方就只能拖欠砂石、水泥等材料供應商的款項，拖欠轉包工頭或民工的工錢。
貧困村盼“減壓”
針對部分貧困村“負債脫貧”而又無力償還的狀況，基層干部建議，國家對貧困村應“特事特辦”，加大投入力度，降低或取消其項目的資金配套要求。
一是建議督促相關扶貧政策的落實。王建紅說，《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中規定，國家在貧困地區安排的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生態建設、農村飲水安全、大中型灌區配套改造等公益性建設項目，取消縣以下(含縣)以及西部地區連片特困地區配套資金。但操作上仍有一些項目要求基層配套，希望國家層面強化這一政策的落實。
二是進一步提高貧困村基礎設施建設補助標準，逐步減少或取消地方配套。劉祥志說，要區分平原地區和偏遠山區、貧困村和非貧困村等不同類別，合理調整農村公路補助資金。目前交通部門為農村公路修建確定的每公里10萬元補助標準，基本能滿足平原地區的成本投入，而貧困村不少都處在偏遠地區，山路建設成本在每公里30萬元左右，同時貧困鄉村本身經濟實力就較弱，配套壓力大。他建議對貧困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應盡可能地減少或取消基層配套。
三是對貧困村公益性負債情況進行摸底，建立化解機制。基層干部表示，對貧困村在扶貧開發中因興辦公益性事業所欠下的債務，進行系統調查，認真核實后，視數額用財政等資金逐步償還，或按有關規定逐步予以核銷。(記者 劉菁 高皓亮 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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