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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律界定有分歧，紀檢監察機關辦案力量不足、監管有“盲區”等因素，村組(社區)干部貪腐問題正處于“群眾不敢管、上級顧不上管、法律管不著”的“真空地帶”
近期，西安市雁塔區丈八街道東灘社區主任于凡在其社區130余畝生活依托地聯建開發中，利用職務之便向開發商索要好處費5000萬元，并以高價承攬低價轉包方式獲取非法利益，涉案金額共計1.2億元，成為雁塔區近年來查辦數額最大的一起基層干部腐敗案件。
《瞭望》新聞周刊在陜西基層調研發現，當前一些地方村組(社區)干部腐敗呈現“數量高發、數額巨大、窩案較多、犯罪手段不斷翻新”等新特點。而由于法律界定有分歧，紀檢監察機關監管有“盲區”，辦案力量不足等因素，又使村組干部處于“群眾不敢管、上級顧不上、法律管不著”的“真空地帶”。這一現象亟需引起重視并加強打擊威懾和預防監督。
小官貪腐“我的地盤我做主”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陜西多地了解到，村組干部貪腐出現了案件數量、金額雙增的新特點。
2012年以來，商洛市查處的村組干部職務犯罪，占反貪部門立辦案件的六成左右。西安市戶縣渭豐鎮保西村黨支部書記王雙停違法采砂獲取金額119萬元，曲江街道羊頭鎮村村委會主任何養正侵吞挪用集體資金1200萬元等，都是此類“小官貪腐”案件中的典型。
伴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在拆遷、回遷過程中，村組干部利用可支配資源尋租現象已越發普遍，不少基層班子集體腐敗問題突出，且違紀違法手段不斷翻新。
基層紀檢干部在查處案件中發現，一些村組干部“我的地盤我做主”，向企業索賄、承攬工程時漫天要價，明目張膽、毫無顧忌，開發企業多要給村干部“份子錢”、“好處費”。
“虎狼式撕咬、狼狽式勾結、蜂巢式盤踞，一查一窩、一挖一串”，受訪基層紀檢干部這樣描述部分村組干部職務犯罪群體化現象。例如，商洛市山陽縣城關鎮五里橋村干部牛懷水、程寶良、張書朝三人在協助縣政府協調山陽縣工業園區開發事宜中公開向建設方分別索賄16萬元、13萬元和12萬元。
“在東灘社區案件中，調查發現，9名兩委會班子成員均收受賄賂，大家均不提反對意見，形成‘塌陷式腐敗’。”西安市雁塔區監察局副局長劉偉說。
同時，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通過截留、套取、侵占等方式對惠民政策補助款“雁過拔毛”的犯罪形式更加隱蔽。
山陽縣一位檢察官說，全縣有86項惠民補貼，形式上雖然實現了“一卡通”，但在申報環節仍存在漏洞。犯罪分子往往采取虛列名單、偷刻印章、復印村民身份證、冒領等方式，或在申請審批過程中“吃拿卡要”，犯罪形式更加隱蔽。
“‘打老虎’、‘拍蒼蠅’對村組干部這樣的‘小蚊子’觸動不大，十八大之后依然我行我素、拒不收手。有的村干部還說，‘我就是個農民，能把我咋樣?’”受訪基層紀檢干部這樣描述辦案中村組干部腐敗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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