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曾見，金陵玉樹鶯聲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三五年前，作為世界級賭城的澳門仍是盛極一時；如今，它雖還沒有“哀江南”中這般凄切，也已在寒風中瑟縮。
賭博的歷史，幾乎就是人類的歷史。《論語》里就很體貼地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16世紀的意大利數學教授卡爾達諾醉心賭博，他對骰子的研究，成就了概率論的基礎。如今的賭場，集聚了數學、心理學、密碼學等等領域的各種尖端技術。財富與欲望，日日夜夜，在這里奔涌不息。
人世間，賭博永不會退場。然而，一座城市的氣運，如果與賭業捆綁得太緊，也并非幸事。在中國，有錢不再能任性，賭城也開始猶豫：究竟要不要開始轉型。
除了賭業，還有什么？
張翠玲穿了一件民國樣式的白色短襖，一手挽著深咖啡色的有蓋提籃，一手握著夾子。锃亮的大理石地面映出她的影子，那影子不緊不慢地在人群中穿梭，不時停住，蹲下，夾起地上的垃圾，放進提籃里。
在她身旁，操各種語言的游客正對著相機擺出愉快的表情。拍照者則不停變換角度，試圖將眼前的景象統統收入鏡頭。這里是澳門“威尼斯人”酒店的大堂，從入口直通娛樂場的長廊有四車道寬，由數十對大理石柱撐起。長廊的穹頂有三層樓高，繪滿文藝復興風格的壁畫，金色的線條和花紋縫合了每條線與面、面與面的交接處，在燈光的賣力照耀下，整個大堂顯得金碧輝煌。剛走進來的韓國游客帶著韓劇里的驚奇表情說了句：“哇哦！”
這個亞洲最大的單幢式酒店于2007年亮相，開業前三天的日均客流量便超過10萬人次，如今它已成為澳門旅游的標志性景點之一，在旅游網站的網友評分中，甚至超過了澳門著名地標大三巴牌坊。
張翠玲是“威尼斯人”幾百個清潔工的一員。為了最大程度降低清潔工作給客人帶來的不便，張翠玲和同事們都使用提籃撿垃圾的方式。她算不清工作的8小時里會撿拾起多少垃圾，“很重的，等不到裝滿我就會去倒，一會兒倒一次。”
張翠玲身后的長廊直通“威尼斯人”的“心臟”——設有870余張賭桌的博彩區。酒店用屏風圍出既開闊又兼顧私密性的空間，金紅兩色的屋頂和內飾營造出喜慶和富貴的氛圍。周六下午6點鐘，幾乎每張賭桌前都有賭客逗留。“荷官”們熟練地拍響鈴鐺——叮叮——投注結束，揭曉結果，裝作漫不經心的賭客們從眼睛里泄露出歡喜或失望。
荷官顧青站在一張得州撲克賭桌后，入職兩年的他已可以從容應對各類客人。曾有賭紅了眼的東南亞客人把撲克牌撕得粉碎，顧青波瀾不驚，默默地等經理來撿起碎片，再用膠帶紙粘回原樣。顧青能從賭客的小動作里洞悉他們的心態。比如，賭客將手中的籌碼一遍遍墩在桌上時，說明他們的內心越來越焦躁。
顧青不遠處的21點賭桌前，雷女士正起身離開。她今天手氣不錯，贏了一萬多，兩頰泛紅地講起玩21點的竅門和正確的賭博心態。“不要貪心，小贏一點就走。”雷女士的干女婿曾在這里輸掉一千多萬，她常以此例警醒自己。
數年前，作為三峽移民的雷女士舉家遷到珠海，并在當地做起了生意。孩子考上大學后，閑在家里的雷女士便會三五不時地到澳門玩兒兩把，她自稱是以此“消磨時間”。
她步出“威尼斯人”。天色漸晚，酒店外的臺階上三三兩兩坐著走累了的游客和爭論誰輸得更多的賭客。楊仕軍扛著一袋水泥爬上臺階，一邊走一邊喊：“財神爺，讓一讓。”楊仕軍把來賭場的游客統稱為“財神爺”。5年前，他從四川來到澳門做建筑工人。因為不斷有酒店新建或內部再裝潢，楊仕軍所在的建筑公司常常從賭場攬活兒。
“你不要賭。”剛到澳門時，一個當地朋友告訴楊仕軍，“我賭了20年都沒發財。”楊仕軍一直謹遵那位朋友的勸誡，“他已經看透了。”楊仕軍說。曾有個東北游客和楊仕軍一起抽煙，一邊抽一邊悶悶地說：“我還沒明白怎么回事兒，兩三千就沒了。”
“（他們）就是好奇，看看花花世界。”楊仕軍的工友馮健江總結大多數游客的心態。
夜色染黑了天空。穿過橫跨路氹連貫公路的天橋，雷女士離開了“花花世界”。站在天橋上可以看到龐大的金沙酒店建筑群和周身貼滿LED燈的銀河酒店，夜晚，永遠都會有游客站在天橋上照相，他們永遠苦惱于如何讓自己的臉亮過身后的建筑。
天橋的盡頭通向另一個世界。拐進德圣母灣街，周遭像是被突然降噪一般，靜謐的、洗凈光華的街道和社區緩緩排開。沿著官也街走進一個小巷，兩個籃球場大的街心花園里擺著四張長椅，年輕的母親帶著女兒在花園里散步，民居里走出兩個年輕的葡萄牙男子，對坐在門口喝酒吹風。敞開的飯店廚房后門里，傳出廚子高聲的歌唱。
這里是澳門人日常生活的地方，氛圍與不遠處的賭場似乎沒有任何交集。但澳門實在太小了，坐在街心花園的長椅上，便能看到金沙酒店城堡狀的尖頂從夜幕中跳出來，降落在這棟簡陋的白色民居“頭頂”。市井生活和紙醉金迷就這樣怪異又融洽地糅合在了一起。澳門人知道，正是賭場的華麗燈光照亮了他們平淡、富足、年年有分紅的生活。
“沒有賭場，澳門活不了。”官也街不遠處的氹仔市政街市里，開肉鋪的李大姐正把顧客挑好的凍雞腿放在秤上稱。接受采訪的澳門居民總會不厭其煩地指出這一點。“我們找不到很多工作，賣手信、開飯店，或者在政府工作……澳門沒有什么制造業。”李大姐說，“政府說要轉型，怎么轉？我們什么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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