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只“老虎”背后的四大特征
7月29日，中央決定對周永康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審查，打下迄今為止最大“老虎”。隨著中央反腐深入展開，一批“老虎”級乃至“大老虎”級的腐敗官員相繼落馬，此次公布的周永康已是自十八大以來第41位落馬的副省部級以上高官。
這些落馬的高官都有哪些特點？中央如何打“老虎”級官員？記者梳理了十八大以來被查處的41名副省部級以上違紀違法官員信息，從官員分布、線索路徑、處置時長等維度解讀“老虎”落馬。
特征一：半數家鄉官 回避制度執行不夠
梳理落馬高官的資料發現，在被調查處理的41名違紀違法干部中，“被帶走時”在原籍省份任職的達18人，占總人數的44%。
為何落馬“家鄉官”比例如此高？“官員在家鄉任職相比在異鄉任職擁有更多的親戚朋友關系，受到糖衣炮彈的攻擊力量比較大，對官員意志是個很大考驗。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制度和嚴格的自律，就很容易陷入腐敗的陷阱中。”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解釋道，這是中國宗族社會，歷史文化傳統，地緣政治在現代腐敗的具體表現和反映。
事實上，異鄉任職以防止腐敗在中國官僚制度中由來已久，現今也有具體規定規范公務員回避制度。2012年，中組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發布了《公務員回避規定》，其中明確指出公務員擔任縣、鄉黨委、政府正職領導成員的，應當實行地域回避，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長地擔任市（地、盟）黨委、政府正職領導成員。
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表示，此輪“家鄉官”密集落馬說明過去幾十年中公務員回避制度執行有待增強。她建議中央在全國展開一次全面清查，對于任職中有夫妻、父子、母女、兄妹等親屬關系的官員，要堅決調離，加強回避制度。
特征二：網絡舉報震懾力大 成效顯著
這41位副省部級以上干部在被調查前，共有23人曾被舉報，其中9例為網絡舉報。23個舉報案例中，有6例為實名舉報，其中5例也是被網絡反腐打倒。
近兩年來，網絡反腐成為群眾監督的重要形式，對“蒼蠅”和“老虎”級官員均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力。
汪玉凱表示，網絡反腐確實充分動員了社會的力量，對腐敗尋根問底，形成天羅地網。雖然形形色色的腐敗表現各異，隱秘很深，紀檢、組織部門發現很為困難，但卻逃不開老百姓的目光。“而網絡反腐之所以如此有成效，主要是中央對社會反腐的重視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提供了一種便捷的手段。”汪玉凱指出。
去年9月，中紀委網站正式開通，設置“12388網絡舉報”、“互動交流”等板塊，接受網絡信訪舉報。汪玉凱認為，中紀委將5個門戶網站整合成1個門戶網站，大大提高門戶網站公開性，透明度，統一性。同時網站將社會舉報放在特別突出重要地位，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反腐，將網絡反腐納入正規、有序的渠道，不僅提高舉報數量，還提高權威性、真實性。
特征三：落馬時多不知情 反腐質量提高
此輪反腐動作之快一直被外界津津樂道，許多官員被帶走前甚至毫不知情。例如，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落馬當天仍在當地媒體《江西日報》上發表了署名文章；四川省原文聯主席郭永祥被帶走的前一天，還在家里打乒乓球。
對此，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教授表示：“這較好地詮釋了‘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不是一句空話，上面要采取組織措施的時候，才跟省委打招呼，隨即就在中紀委網站公布。這時不知道就對了。”
汪玉凱也認為這反映了中紀委辦案的質量和效率提高。他還表示：“反腐逐步走向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過去有些官員被調查前很早知道了，就會采取很多方法來造假和反制，現在不給官員機會和事件防范和造假，這都有助于節約案件查辦的時間和成本。”
不過，林喆表示官員對自己的查處不知情也反映出干部監督中的一個缺陷。她指出：“現在干部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查處，說明沒有人警告他們。事實上，干部在剛出現問題時，有關方面和上級組織就應該找他見面談話。談話制度非常好，這樣就不會讓干部鑄成大錯后才發現，這應該貫穿在干部培養和監督的過程中。”
特征四：辦案效率高 11人10天內公布處理結果
截止到7月14日，41名違紀違法干部中，已有31人被公布處理結果。其中，11人在10天內就被公布了處理結果，其后的處理時長為100-200天。
“高官腐敗情況各有差異，所以處理時間會有所不同。”汪玉凱表示，孤立性的腐敗，很快就可以處理。而系統性的窩案，由于牽涉面非常廣，涉及到人很多，關系不同行業，肯定會花費更長時間進行調查。在調查地水落石出，進行整體定性把握后，才能對各個官員的腐敗定性。
2012年12月，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落馬，成首位被調查的省部級高官，而由于牽涉面廣，背后還有更大的“老虎”，李春城總共被調查處理的時間長達509天。
針對相當比例的高官在10天內就被公布處理結果，汪玉凱表示這反映了中紀委在辦案過程中非常強調效率的特點。最快查清案件，第一時間公布，絕不拖延。（記者 曾偉 邱若辰 劉鵬飛 李煜申，實習生 舒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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