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江村”——一個江南農村的典型標本
說起“江村”，不少人會迅速聯想到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但是說到“開弦弓村”，很多人卻不知道它就是費孝通筆下的“江村”。這讓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開弦弓村與那一“盛名”始終若即若離，當地的生活，也就像江村橋下的河水，按照自己的節奏平靜地流淌著。
游客雖然不太多，但這些年前來研究“江村”的人卻絡繹不絕，有青年學子，也有白發學者，甚至還有跨洋而來的外國友人。這次進村當天，記者就遇到了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豪興，他追隨費孝通的腳步對開弦弓村進行了32年的持續研究，來村里的次數比回廣東老家還要多。
我們不禁好奇——太湖邊上這個普通的村莊，雖然與名著《江村經濟》相連，但一直沒有什么耀眼的發展業績，它到底有什么看頭，讓專家學者如此流連忘返？
帶著這個疑問，我們重訪“江村”，與村民們漫談家長里短。在今天新型城鎮化的大背景下，我們發現它仍然是江南農村的一個典型標本。
無工不富是世代相傳的“秘密”
開弦弓村因為江水蜿蜒形似弦弓而得名，關于這個村子，讓更多人印象深刻的是費孝通。而97歲的周亥金老人最深刻的“江村”記憶是關于“費先生”和“東洋人”。
1929年，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在開弦弓村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股份制絲廠。村里的女孩們平時做工農忙務農，成為開弦弓村首批離土不離鄉的產業工人，他們將教與他們技術的費達生親切地稱作“費先生”。豐厚的收入提升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讓村民們告別了僅靠魚蝦生存的日子。
但是好日子很快被“東洋人”終結了。村里賴以生存的絲廠被日本人拆走了設備，徹底停產了。周亥金說，廠子沒了，大家一下子窮了。
無農不穩，無工不富。費孝通在《江村經濟》及以后的著述中都反復論述過鄉村工業的重要性。1982年，在費孝通四訪江村的推動下，廟港公社選拔40名20歲左右的女工到盛澤鎮國營新聯制絲廠學習技術，周亥金17歲的孫女談衛芳就是其中一員。
“我們是開弦弓的第一批農民工。”談衛芳說，那時是國營經濟繁榮的時代，城鄉之間從收入水平到生產水平差距都很大。“當時在國營廠里留下來，簡直想都不敢想。”作為技術骨干，談衛芳成為那一批女工中唯一被特批留下來的。
雖然從村里到廠里坐船換車需要小半天的時間，但談衛芳感覺城里和鄉下之間的距離縮短了，因為她像城里人一樣上了班，有了工資。用10年時間她學完20道繅絲，再用10年從值班長做到廠長，國企改制后談衛芳與人合伙把廠子承包下來，做了股東。
“沒有新聯廠，我可能走不出開弦弓，也不會有今天的生活。”談衛芳說，無工不富已經成為開弦弓人的一種共識。現在談衛芳把女兒送到日本留學學習動漫，未來打算將動漫應用到花色創新上，她覺得這是在追趕工業發展的新趨勢。
那些無限延伸的“鄉腳”
在開弦弓村的市場里逛逛，很容易發現這里的蔬菜、魚蝦都比外面貴。原村干部姚富坤告訴我們，現在老百姓需要大采購都會到鎮上去，因為村里養魚種菜的已經很少了，食品和用品大部分都要從外面運來。
“不要小看這個細節，這是城鎮化過程當中一種有趣的變化。”劉豪興說，30年前費孝通在《小城鎮大問題》中提到了“鄉腳”的概念，城市與農村之間需要有繁榮的小城鎮來實現工農產品的交換集散，而被小城鎮滋養的農村可以稱為“鄉腳”，它們是小城鎮發展所依托的“腹地”，到今天這種互為發展腹地的趨勢更加明顯。
41歲的徐柏明將耀眼的寶馬車停在廠門口，他現在是開弦弓村最大的紡織企業的老板。學理發出身的他重拾江村人的舊業，很快做出了名堂，現在他的廠子年產值已有四五千萬元。徐柏明說，他辦廠子最大的經驗就是解決好了兩個問題：一是技術，二是銷路。
10多年前徐柏明就開始在盛澤鎮跑銷路，那時他可不懂得什么是“鄉腳”和“腹地”。現在他的產品銷往浙江和上海，又通過各級分銷商賣到鄉鎮和街道，他才理解了打通各個層次的市場是多么重要，“連通各地市場，你的‘鄉腳’就可以無限延伸。”
在姚富坤家里，家人們都在忙著給羊毛衫勾線頭、打包。這是一個典型的家庭作坊，作坊的老板是姚富坤26歲的侄女姚艷麗。
姚艷麗曾經在蘇州做網店客服，現在和丈夫在家經營一家網店專賣羊毛衫。從小孩的尿不濕到自己的衣服和日用品，家里八成物品都是網購的。“快遞每天都會來，給我們送來網購的貨物，取走我們給別人發的貨。”姚艷麗說。
“聽人家說賣毛衣賺錢，我就從蘇州辭職回來了。”姚艷麗說，她的生意其實比較簡單，但是借助網絡一切就不一樣了。他們自己買毛紗找工廠加工，把衣服拿回來自己包裝后送到網店的配貨店里代銷，自己也在網上通過多家淘寶店銷售。
通過網絡，她把羊毛衫賣到了全國各地，做得好的時候這個家庭作坊年收入能達到30萬。作為年青一代，姚艷麗不太了解費孝通，更不知道所謂的“鄉腳”。
但她知道現在透過網絡，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有她的買家。她希望小鎮發展得更好，這樣才能有更多配貨中心、更便捷的路，讓她可以更方便地換貨和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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