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兩年前才進入昆明某職能部門，但現在微信朋友圈上已看不到張帆輕松的影子。2013年12月26日，她發布了一條狀態：“作為一個現代文秘，你寫得了材料開得了會，做得了接待喝得了酒，擦得了桌子拖得了地，然后最恐怖的事叫做：領導臨時交辦的其他事情。”張帆說，年前那一陣幾乎要忙瘋了，加班成為常態，頸椎也出現問題了。
在一些人的想象中，公務員的工作狀態多是“喝喝茶、看看報、聊聊天”，而基層公務員無非“中午一頓酒，下午犯迷糊，晚上接著喝，早上還未醒。”但現實情況真的如此嗎？
近期，《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訪了廣東、江蘇、湖南、云南、寧夏、遼寧等地的近百位公務員發現，不同地區、不同層級的公務員工作負荷相差巨大。少數地方確實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甚至脫崗早退現象，但對大多數公務員，特別是廣大基層公務員而言，“白加黑”、“五加二”才是真實的工作狀態。
多位受訪公務員表示，在一些輿論場中，僅僅因為少數公務員“不作為”行為被放大，大多數勤勞務實的公務員不得不“背黑鍋”，導致公務員群體無論是“哭窮”還是“哭累”，都被貼上了“貪得無厭、不知滿足”的標簽。
“忙、忙、忙”
“每個單位情況不同，不能說沒有看報紙喝茶的，但是絕對有很多很忙、很忙、很忙的。”談到工作狀態，寧夏一副處級干部李翔連用了三個“很忙”來形容。
李翔告訴本刊記者，他上班節奏很快，一般都按半小時劃分工作任務，如果規定時間內沒有完成計劃，就要加班了。“最忙時，整整一年的周末沒休息過。有時連續一個月每晚10點以后才能回家，最夸張的一次三天沒合眼。”
昆明某基層辦事處正科級公務員王文凱說，基層單位加班很頻繁：周末開會、臨時安排工作、出現大雨雪等極端天氣都要值守。他算了一下，自己有1/2的周末無法正常休息，1/3的晚上有工作安排，加班時間超過2小時的占1/4。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基層采訪了解到，公務員的工作強度在不同部門之間差別較大。政府辦、縣委辦、組織部等需要統籌全局的部門工作量大、強度高。這些部門的公務員加班加點，忙得沒有了個人生活的也不在少數。
粵東某市一名副處級干部告訴記者，在市委辦工作時，他每天要處理上百份批件、材料，有時候拆裝文件、材料的信封都要一小時。陪領導出席各種活動、調研，多的時候一晚上要趕四五個“場子”，見其他地方的領導或者企業家。
“干這個工作，手機24小時開機，一天到晚鈴聲響不停，最高峰時一天要接超過200個電話。即使每通電話只講1分鐘，也需要3個小時”，他說。記者注意到，他用的是一個老舊的諾基亞非智能手機，隨身攜帶兩塊電池。
在調研中記者看到，越到基層和窗口單位，公務員的工作負荷越大、繁復程度越高。一個“操作層面”的公務員要做多少事，外界了解得并不多。比如，拆遷這個“天下第一難事”，一些地方都“承包”到了區縣以下公務員個人身上，于是八小時之外的晚間家訪做工作就成了“家常便飯”，很多人家要上門十幾回甚至幾十回。
再如，創建衛生城市、文明城市，如今大小城市都搞“網格化管理”、“干部下一線”，基層公務員清早戴著紅袖章上街在路口維護交通秩序，高峰期過后又要挽起袖子進社區打掃衛生。還有逢年過節前去困難戶、五保戶家送溫暖、做服務，整治違章建筑，拆除亂搭亂建、清理小攤小販，特殊時期“特護維穩”……
“我們干的就是‘重點工作強度高、維穩工作難度高、經受考驗風險高’的‘三高行業’”，多位受訪基層公務員深有感觸地說。
與龐雜的工作量相對的，是基層機構的“多合一”。特別是在鄉鎮一級，基層公務員多是“萬能手”。曾在鄉鎮掛職的李莉告訴記者，鄉鎮工作量大、責任重、經常加班，“考核很多，計生、安全生產、財政、農村合作醫療，很多都是‘一票否決’，完不成任務就沒錢發。”
鎮江市委一位處長說：“我這個處現在是‘一人處’，處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事都是我做，同時還兼任其他兩個工作。每天‘腳不點地’從早干到晚也忙不完。”
記者了解到，類似的“一人處”在基層普遍存在，成為很多基層單位最頭疼的事。南京江寧一位基層干部說，現在行政村合并，更加造成基層人手緊張，“我們也想像以前那樣到群眾中去，但現在管的地方太大了，日常的事務性工作都忙不過來，實在是有心無力。”
“文山會海”何時休
“辦公室訂了5份報紙，但我幾乎沒看過。”南京市級機關一正科級科員小陳告訴記者，他每年要寫100多篇領導講話、調研報告等材料，平均三天寫一篇，到了年底幾乎天天加班，“有時累得跟狗一樣。”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見到王志強時，他已經連續兩周沒在凌晨兩點之前睡過覺了。“每逢重大基層活動，就要不停地寫材料、看材料，下鄉督查，組織會議、準備會議材料等。今年，從正月初六開始一直是這個節奏。”王志強是寧夏固原市隆德縣委一名副科級公務員，身在組織部這個“從來沒閑過”的部門，他基本上也一直處于這種狀態。
近日，記者夜探湖南一大城市城區政府辦公樓，發現很多辦公室都亮著燈，其中一些單位甚至處于全員加班狀態。“今天估計要搞到晚上11點以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務員說，他們要準備大量的會議資料、安排會議程序、準備會務和文稿講話稿。
隨著中央進一步簡政放權、貫徹落實“八項規定”、反“四風”，各地“文山會海”現象大幅下降，受到基層公務員的一致肯定。“接待工作少了、文字要求特別是數字要求降低了，會議時間短了、搞活動辦會也不需要很多程序和‘細致’服務了。”李翔說，但是還需要繼續精簡，現在會還是太多，其中的很多根本沒有必要。
記者在平時的采訪中也發現，如今雖然會議短了，但是似乎數量減少得并不明顯。例如，在記者聯系政府部門采訪時，采訪對象通常要么正在開會，要么是在去開會的路上。“整個2月份基本上領導光忙著開會了，很多會還是處長們去‘替開’，領導什么都不干光開會都開不過來。”李翔說。
“我的工作有一半都是形式主義帶來的。”寧夏固原市隆德縣委機關公務員小李向記者吐槽，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收發各種文件、布置會場，給領導寫講話稿。很多時候覺得自己工作沒有意義。比如自治區要發個文件，市上、縣上都要層層轉發，到下面了就是說清一個事情、弄了一堆材料。
“現在都在反‘四風’，反對形式主義，但是到了基層，形式主義還要繼續反。”他說。
“被詛咒崗位”與“被眷顧崗位”
也有另外一些公務員，“累得跟狗一樣”的繁忙狀態，他們絕對無法想象。
一位南方某地級市煙草局公務員告訴本刊記者，自己的工作非常愜意，“剛入職半年，月均收入就有八九千元”，還經常“莫名其妙地就放幾天假”。
“在體制內‘混’了十多年，我們現在都是老油條了。”湖南某縣級工商局公務員張濤表示，自己所在部門上班真的很清閑，“每天九點多去，先看一下報紙，如果領導有事交代的話那就去辦一下，很快就搞定了。”
在采訪中，受訪公務員坦言，在“吃財政飯”的人當中，忙閑不均是現實情況。以前是“一壺茶，一包煙，聊八卦，侃大山，一張報紙就半天”；現在則是“上上網，聊聊天，玩游戲，看大片，讀微信，扯閑篇”。
在公務員們看來，這個龐大的群體中既有“錢少活多壓力大”的“上帝詛咒崗位”，也有成天無所事事、優哉游哉的“上帝眷顧崗位”。相比之下，非業務部門比業務部門輕松，二線比一線輕松，上級比下級輕松。
而現行的公務員工資構成，并不能體現對“忙”與“閑”的激勵與懲戒。這一點，從本刊記者拿到的幾張不同地區公務員工資單中就能看出。
小王，蘇州某政府部門科員，工作7年。職務工資380元，級別工資408元，職崗津貼245元，此外是地區工作補貼、綜合補貼、醫補、差旅費、煤貼、誤餐、通訊費、交通補貼等，實發2909元。
老吳，遼寧省凌源市委宣傳部科員，參加工作29年。職務工資380元、級別工資709元，此外是工作性津貼、生活性津貼、艱苦邊遠山區補貼、取暖費等，實發2701.4元。
小江，廣州市直某部門副主任科員。職務工資410元，級別工資488元，再加上地區工作補貼、工作性津貼、月平均年終獎金、生活性補貼、通訊補貼，實發5400元上下。
據了解，目前公務員工資主要由職務、職級工資和津補貼組成。職務工資根據不同行政級別劃定，職級工資由學歷、工作年限確定，這兩部分相對固定，全國標準統一，且自2006年以來7年未曾調整。津補貼部分較為靈活，可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地方財政水平確定。
相同職級不論忙閑或貢獻大小，“裸體工資”基本一致，工作量與工資不掛鉤，造成了“干得好的人拿不到高工資，干好干壞一個樣，財政花大量的錢給所有人發平均工資。”
蘇州某局一位處長認為，公務員內部“忙的忙死、閑的閑死”對隊伍建設極為不利。“不同單位間、同一單位內都有這個問題。有些人比較能干，就要干兩個甚至三個人的活；有的人能力一般，就干一個甚至半個人的活。最夸張的，個別部門甚至是‘一人干活，其他人看著’。”
“問題是，多干活的人也并不能得到更多機會，甚至得不到認同。一旦出現了工作差錯，還可能成為被責難的對象，陷入‘不干不錯，多干多錯’的畸形怪圈”。他說，“日子一長，多干活的也逐漸開始混日子，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基層減負”與“加強監督”并行
在采訪中，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對“減負”的呼聲非常強烈。
一些鄉鎮、街道公務員說，他們的工作“責、權、利”極不對等。比如，工商登記前置的環境影響評估、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蓋章、無房無工作證明等技術難度很大的工作，都要他們去做；在網格化社會管理格局下，基層公務員身上擔負著多如牛毛的“第一責任人”，很多事做不了也做不好。他們呼吁各職能部門不要將責任全部壓到基層，讓他們痛感“工資對不起自己那份付出”。
大多數公務員都認為，簡政放權是必行之路，應盡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事務性工作，簡化各種手續、會議和文件。這樣既能紓解公務員的工作壓力，騰出手來做其他政府該做、該管的事情，也能給群眾、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提高整個社會的運轉效率。
一些公務員建議，在崗位設置上應該“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設崗”。相對忙碌的部門，人員配置應該加強；相對悠閑的部門，則應將人員分流出去，整合到需要人手的部門。
與此同時，加強監督也是懲治慵懶、激勵先進的有力手段。去年7月，廣州市紀委在市委禮堂大廳以活動公告板的形式，公開曝光了通過網絡監控抓取的市屬機關工作人員上班時間登錄與工作無關的網站看視頻、玩游戲、看股市等“庸懶散奢”行為。
監控結果顯示：在一周的工作時間內，廣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的一臺電腦玩“QQ超市”長達22.35小時，平均每天4.5小時；廣州市金融辦、城管委、科技和信息化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各有多臺電腦觀看網絡視頻10小時以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財政局、國資委、發改委看股票行情各6至9小時……不僅廣州，在武漢等地，紀委也曾查處類似“庸懶散奢”行為，給閑者、庸者曝曝光。
受訪專家表示，實際上，各行各業都有“閑崗”和“忙人”，公眾對公務員群體的質疑更多的是一種期盼。全國政協委員高抒說，公務員是人民公仆，但少數部門的公務員“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甚至吃拿卡要、以權謀私，影響了公務員群體的形象。“現在，上有中央禁令，下有群眾監督，公務員群體應以更加開放的心態與百姓互動溝通，以更好的服務贏得公眾的理解和信任。”(注：文中公務員均為化名)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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