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位從北坡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的女登山家潘多，近日因病離世。從貧苦的農奴到“珠峰第一巾幗”，她用手中的冰鎬，向世人詮釋出生命中“向上的姿態”。
從小農奴到登山家
1939年，潘多出生于西藏昌都地區江達縣的一戶農奴家庭。6歲起她便為領主放牧，與牛羊為伴。8歲時，父親不幸去世，她隨母親背井離鄉，一路乞討來到父親的老家——日喀則，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便雄踞于此。或許是命運的安排，25年后，在日喀則，潘多成為世界首位從北坡成功登頂珠峰的女性。
來到日喀則后，潘多與母親依靠織氆氌過活。12歲那年，母親病倒了，潘多接過了養家糊口的重擔。待母親身體好轉，娘倆又背起沉重的木箱當起了背夫。好景不長，潘多的母親被繁重的勞動壓垮，過早離開了人世，孤苦無依的潘多又輾轉到了拉薩。1958年，潘多成為拉薩西郊七一農場的一名種菜工。這一年，中國登山隊隊長許競帶隊來到七一農場挑選登山隊員，潘多被選中。
潘多曾回憶說：“當時教練披著軍大衣，踩著軍靴。我和其他藏族女孩子，都以為這是要招兵，就去試了試。”
在登山集訓隊，小潘多順利地通過3次選拔測試，以優異成績正式成為中國登山隊隊員，也由此開啟了她的“攀登人生”。
進入登山隊后，繁重的體能訓練輪番拋來：每天除了長跑、舉重、跳鞍馬外，還要接受嚴格的登山技能訓練。憑借苦日子磨練出的堅韌性格，潘多很快脫穎而出。
在隊友的記憶中，潘多的身上有股不服輸的精神。登山和訓練中，不論是跑步還是負重行軍，她從不落后男隊員一步。
艱苦的訓練鍛造了潘多強健的體魄和扎實的登山技能。1959年2月4日，20歲的潘多第一次攀登雪山，成功登頂海拔6330米的唐拉堡峰。自此，這位年輕的女登山運動員便一發不可收拾：慕士塔格峰、公格爾九別峰等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接連被她征服。
慕士塔格峰位于我國新疆境內，海拔7546米，山峰冰川林立，猶如銀須飄動，巍然屹立于帕米爾高原上。當時，世界上還沒有女登山運動員登上這么高的海拔。
在適應性行軍中，頭痛欲裂、心跳加速、惡性嘔吐等高山反應接踵而來，潘多她硬是咬緊嘴唇，一聲沒吭。突擊頂峰那天，潘多和隊友頂著10級左右的大風，踏著膝蓋深的積雪一步步向上攀登，每前進一兩米就要趴在冰鎬上休息片刻。靠著一點點艱難的挪步，潘多和其他7名女隊員登上了慕士塔格峰頂峰，打破了當時世界女子登山的最高紀錄。
兩年后，潘多又與隊友登上了慕士塔格峰的姊妹峰——海拔7595米的公格爾九別峰，第二次打破世界女子登山的高度紀錄。但從頂峰下撤時，5名隊友不幸遇難，潘多自己也被雪崩掩埋，身體多處受傷，最終她與死神擦肩而過。但這次山難，成為潘多心中難以忘卻的痛。
登頂珠峰的“巾幗第一人”
生死考驗并沒有打消潘多勇攀高峰的信念。1974年，“中國男女珠穆朗瑪峰登山隊”組建，潘多任副隊長，并隨隊友向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發起沖擊。
登頂珠峰是每個登山人的光榮與夢想，潘多也不例外。當時她已是3個孩子的母親，小女兒尚在哺乳期。但潘多最終決定將孩子留給家人照料，只身奔赴集訓隊開始了一個半月的苦練。
西藏女登山家桂桑曾兩次登頂珠峰，當年18歲的桂桑與潘多同是“中國男女珠穆朗瑪峰登山隊”的隊員。她回憶說：“阿佳(藏語意為‘姐姐’)身上有一種特別的力量，當時我和她一起負重行軍，她偷偷地往自己的口袋里加石頭。從她身上，我學到了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
1975年3月，潘多隨隊來到珠峰腳下。在最初的登山行動中，她被編入運輸隊，負責從珠峰大本營到8100米高度之間的物資運輸任務。“阿佳當時已是資歷很深的老登山隊員，卻能任勞任怨地帶領運輸隊員們奔波在冰天雪地里，我們都很敬佩她。”桂桑說。
在幾次登山行動均告失敗后，登山隊被迫重組第二批登頂突擊隊，潘多入選。經過整整5天的艱難行進，潘多與隊友于同年5月21日順利抵達海拔7600米營地。
在高山營地，漫天大雪肆虐，氧氣有限，潘多和隊友連續3天蜷縮在帳篷里，靜待天氣好轉。5月24日，登山隊黨委通過報話機傳來消息，正式批準潘多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讓精疲力竭的潘多與隊友們倍感振奮。
5月25日，珠峰地區天氣終于好轉，突擊隊員們立即抓住機會奮力向上攀登，一口氣到達海拔8300米的高度。
翌日，潘多一行順利完成偵察、修路和強行軍等任務，進駐海拔8600米營地。當晚，突擊隊召開黨支部擴大會議，作為唯一的女隊員，潘多含淚發誓說：“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是爬也要爬上珠穆朗瑪峰頂峰！”
越過第二臺階，珠峰便近在咫尺。可那里的海拔為8680米至8710米，是塊近乎垂直、高度在二三十米的巖石，被稱為“連飛鳥也無法逾越的地方”。
攀登過程中，潘多在給頭頂的隊員遞送背包時，失去重心，身體突然向后仰翻，眼看就要掉下懸崖。生死之間，她急中生智，迅速抓住巖壁上一塊突出的巖石，腳插進巖壁裂縫，控制住身體，才撿回了一條命。
“盡管有金屬梯，但攀登第二臺階仍然非常費勁。當時我只有20歲出頭，都感到力不從心，沒想到30多歲的潘多老師很快就上來了，她身上的堅強品質讓我印象深刻。”曾與潘多一同登頂、后任西藏登山隊隊長多年的桑珠說。
1975年5月27日14時30分，中國登山隊突擊隊員成功登頂珠峰，潘多也因此成為世界首個從北坡登頂珠峰的女性。
桑珠說，登頂后，潘多在雪地里躺了40多分鐘，配合做心電圖測試，測試結果用報話機實時傳回大本營。潘多在世界之巔留下的這份心電圖記錄，至今仍是唯一一例。
上世紀70年代，攀登裝備條件非常差，氧氣供應嚴重缺乏，登山靴也極為笨重，加上氣候嚴寒，登頂珠峰步履維艱。桂桑說，“在那個年代，阿佳潘多能成功登頂世界最高峰，我內心里非常敬佩。她是我們婦女同胞的榜樣。”
雪山伉儷
1961年攀登公格爾九別峰的時候，潘多遇到了自己的“白馬王子”鄧嘉善，他是潘多所在的第二分隊副隊長。1958年鄧嘉善從西安測繪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國家測繪總局，同年參加登山集訓，被選派到蘇聯強化訓練，曾攀登過列寧峰。
仰望高山的日子里，潘多和鄧嘉善從陌生到熟悉，從相識相知到相愛，兩顆年輕的心緊緊連在一起。1963年春節，潘多和鄧嘉善喜結連理。兩年后，他們有了愛情結晶。但潘多夫婦仍將主要精力奉獻給了登山事業。由于常年在外執行任務，他們只能將3個孩子寄養在鄧嘉善在無錫的哥哥、姐姐家里。
即便同是在外執行任務，夫婦二人也是聚少離多，但彼此都會為對方加油鼓勁。1975年攀登珠峰時，潘多和鄧嘉善雖在同一個隊，但見面機會卻不多。當時，鄧嘉善在海拔7500米的高山營地連續指揮了5天，為突擊隊設計完登山線路后正準備下撤時，碰巧遇到正在向上攀登的潘多與隊友。兩個月沒見丈夫的潘多激動地在遠處沖他揮手，鄧嘉善卻只是輕輕地舉起冰鎬，向峰頂指了指。
“我當時看他將手中的冰鎬朝峰頂上指了指，就明白了，他是示意我一定要登頂。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到他在前方山路上細心鋪好的一面面小紅旗路標，眼淚一下就涌了出來。為了保存體力，我只能沖他點點頭，擦肩而過。”潘多生前回憶說。
后來，考慮到潘多夫妻長期生活在西藏、與子女分居等情況，經中央特別關照，1980年潘多夫婦調往無錫工作，一家人終于團聚。
多年艱苦的登山經歷，除了帶給潘多夫婦輝煌和榮譽外，還給他們留下了一身抹不去、趕不走的傷痛。就像當年攜手攀登一樣，兩人又共同與病痛做斗爭。潘多常說：“我們能走到一起，這是緣分。幾十年里，我們結下了生死感情，互相關心，互相體貼，我們始終在一起攀登。”
離開登山隊的日子里，鄧嘉善像師長一般牽著潘多的手，帶著她往前走。桂桑說，潘多的晚年，其實是被丈夫當作小孩子一樣來“管著”的。前兩年，鄧嘉善去世，潘多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一樣，身體健康狀況急劇下降。
永不停歇的“攀登”
潘多隨丈夫鄧嘉善回到無錫后，投身體育事業，在江南度過了30多年的時光。無錫雖然沒有高山，但她卻從未停止“攀登”。
鄧嘉善曾說，剛來無錫那會兒，語言成為潘多面臨的最大障礙。“這次她面對的雖然不是直入云霄的雪山，但難度同樣不小，她身上那股不服輸的勁兒，硬是幫助她很快地邁過了語言關”。
曾有無錫體育局的老干部說：“開始覺得她(潘多)是國家功臣，到無錫就是來養老的，但很快我們發現，她把登山精神帶到工作里來了。”
1998年潘多退休了，上海市同洲模范學校校長程彪“三顧茅廬”，邀請她出任名譽校長。但潘多并不是掛虛名，學生們基本每個月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潘多征服世界頂峰的勇氣和精神，教育引導著同洲師生。為此，學校倡導實施了“攀登教育”，編寫了《攀登精神——潘多給我們的人生啟示》和《潘多傳》等教材，讓攀登精神在校園內外生根發芽。
后來，同洲手球聯盟誕生，潘多受邀擔任名譽主席。憑借多年的體育教育經驗，她傾心盡力使手球聯盟不斷發展壯大。聯盟現已從最初的8所學校發展到有上百所學校加入，“潘多精神”是其中不可忽略的紐帶和精神坐標。
潘多走了，但她永遠向上攀登的精神還在，巍然聳立的珠峰依舊。潘多當年在此留下的痕跡，或許會給每一個帶著夢想攀登珠峰的人以更大的勇氣和信念。（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黃興許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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