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行政審批改革的推進，很多顯性的審批事項被清理了，但隱性的審批行為還存在。隱性審批往往打著宏觀調控的旗號，做著干預微觀經濟的事情，讓企業無所適從、疲于應付。其中，隱蔽而頑固的是行政審批中的第三方“中介服務”。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表示，在行政審批改革過程中要防范行業協會異化為“二政府”，成為制約經濟活力釋放的又一枷鎖。
審批權“變身術”：中介組織成了“二政府”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在地方上存在一些落實不到位、變相保留的問題。”湖南省冷水江鋼鐵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陳代富說，“一個突出問題是，掛靠在政府各部門的事業單位和各類公司、行業協會、商會、中介等社會組織阻礙了簡政放權的有效實施。”
他告訴記者，這些社會組織，介于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有的對市場內各類活動主體的行為進行權威性認定，從事具有官方色彩的協調、聯系、評優等活動，有的進行有償的服務、咨詢，“比如企業要上馬一個項目，讓你出具各種各樣的資質，說白了這些資質就需要花錢從它那里辦。”
在武漢“市民之家”政務服務中心，某房地產企業工作人員王先生，手里拎著一大堆材料，來回奔波在幾個部門窗口之間，他正在為公司辦理建筑規劃方面的審批證件。臨近中午時間，他已忙得滿頭大汗，還顧不上吃午飯。
王先生告訴記者，房地產投資項目從立項到審批，整個流程需要經過10多個部門，地震、人防等部門也不能漏下，要蓋近百個紅章，歷時大半年才能開工。項目土地已經拍下大半年了，但是手續一直沒辦下來，現在公司所有人員都在跑“審批”辦證。“現在辦理審批手續速度確實比以前快多了，不過，總聽新聞里說的各地精簡了多少項目，報了一大堆數字，卻不知道具體精簡了哪些項目，我們還是想快些再快些。”
與王先生一樣，許多辦事人都發現一個新現象：以前在政府部門辦理的很多項目，現在都轉移到研究院所、檢測機構甚至行業協會中。準備在東部某市開汽車4S店的姚旭東對此深有感觸。為了這個項目，他花費了半年多時間，其中政府部門審批用了近30天，其余5個月的時間都被中介機構評估、編制報告、專家會審等環節占用了。
新一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拉開序幕。一年來，中央部委及各級地方政府都大力推進改革，破除層層阻力精簡“審批權”，正出現明顯變化。然而，在一些地方，也有辦事人和企業對此感受還不夠深。那么，那些“精簡的項目到底哪去了？”
有關人士告訴記者，雖然行政審批的項目少了，但需前置評估的項目卻多了，涉及到發改、經信、住建、國土、規劃等部門，都需要中介機構提供評估、鑒定、認證及檢測等服務，而這些中介服務的結果是職能部門受理審批的前提。但這些中介業務卻耗時長、態度差、收費貴，許多項目的服務時限為2個月以上。據測算，中介服務時間約占項目全部審批服務時間的60%-70%。
簡政放權“打折扣”：一邊做“減法”一邊做加法
審批項目一直在精簡，審批權力一直在下放，審批程序一直在簡化，但在一邊做“減法”的同時，在有些地方、在有些領域卻在做“加法”。專家表示，長久以來，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過程中存在“家底不清”的問題，簡政放權常常是這邊減、那邊增，一些行政部門設立下屬事業單位承接“業務”，甚至將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變成“數字游戲”。
業內人士表示，承接業務的中介機構多是政府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競爭不充分，收費比市場標準要高，企業自主選擇余地較小，容易滋生出新的腐敗問題。
在一些地方的行政服務中心，記者看到中介服務機構與行政部門一起開辟窗口“辦公”，包括施工圖審查類、檢測類、咨詢評估類等。
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表示，由于許多行政審批程序規定企業提供第三方中介機構的審查意見或檢驗結論，導致一些中介機構取得了類似行政審批的權力，把“隱形審批權”當成掠取暴利的工具，敗壞了社會風氣，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
“一邊是政府下放行政審批事項，一邊卻是部分行業協會職能迅速膨脹。”全國政協委員陳經緯說，一些削減的行政審批事項以登記、備案、年檢等非行政審批的面孔出現，并且存在主體混亂、認定標準不一、缺乏必要監管等問題。
權力異化為一些行業協會提供了尋租空間。 河北誠信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褚現英說，個別行業協會打著行業發展之名行使企業保護之實，造成不正當競爭。動輒數十萬元的“打點費”令一些參會企業苦不堪言。
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說，許多地方“一行一會”，有明顯的壟斷性質。這與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社會組織應當具備的特點相左。
“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下決心啃硬骨頭的關鍵時期，這些掛靠在政府各部門的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極有可能接過政府部門下放了的權利，使得簡政放權的效果大打折扣。”陳代富說，希望能將這些機構徹底剝離，使其走向市場，真正給企業松綁。
網民“趙志疆”表示，對于委托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而言，如果失去了政府監管，承接審批項目的中介機構不免一家獨大，由此不僅容易將專業服務變成變相審批，甚至不免與政府部門利益掛鉤形成腐敗。如此一來，下放審批權不僅不足以激活市場活力，反而會加劇市場混亂。
監管與追責：謹防紅利被蠶食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一個關鍵。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過多的行政審批不但干預市場阻礙改革，同時也是滋生腐敗的溫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越到后來難度越大，目前改革已經進行到了‘割肉’階段，調整、協調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僅非常困難，而且還會引起抵觸，需要政府以極大的勇氣和決心去推進。”
不少網民呼吁，應規范行政審批的第三方中介服務，一方面要摸清究竟有多少審批前置中介服務項目，清理沒有法定依據的中介服務項目，對保留下來的項目實施“目錄化”管理。另一方面，打破部分中介機構的壟斷經營局面，通過信用等級評定和動態考核管理等方式，引導中介服務機構健康有序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銅陵市委書記宋國權建議，加快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實施“政會”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推動行業協會和中介服務組織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全國政協委員、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認為，隨著去行政化力度加大，行業協會要明白，自己不是為掙錢的而是搞服務的。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正中認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的難點在于如何撼動既得利益。要想徹底解決行政審批繁瑣、社會成本高的問題，根本在于政府部門及公務人員樹立良好的服務意識，切實轉變作風，轉變政府職能，廉潔高效執政。
許正中建議，在精簡行政審批項目的同時，還要建立完善的審批備案制，對市場活動采取事后監管，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變“授權”為“監管”，更好地落實相關管理職責。“各級各部門要將改革后‘權力家底’拿出來曬一曬，接受社會和紀檢部門的監督，真正管住‘多余的手’，徹底激活社會潛力，最大化地釋放改革的紅利。”（綜合半月談、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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