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強大的社會網絡，增強非正式的社會資本，必能極大增強社會的行動能力，對改革正式制度，促進政府的法治轉型非常重要。
Herrmann Pillath，德國人，中文名何夢筆。古漢語碩士，經濟學博士，法蘭克福財經與管理學院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演化經濟學、制度與治理、多元文化比較等方面，對中國、俄羅斯的轉型研究有獨到的觀察和心得。
2014年1月16日在君澤君律所舉辦的演講活動前，中國社科院的馮興元研究員簡要介紹他這位德國導師：“他是弗萊堡學派第四代傳人”。二戰后，德國經濟快速復蘇，弗萊堡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他們提出一條介于社會主義經濟與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之間的“社會市場經濟”道路。在研究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轉型時，何夢筆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理解“關系”，提出中國并非很多學者所認為的集體主義社會，儒家教義里有一種“比西方更加激進的個人主義”。
東亞的經濟發展，曾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是“裙帶資本主義”，如何定位國家在自由市場競爭中的角色？如何審視中國的“關系網絡”在轉型中的作用，不僅避免其負面效應，且借助和提升傳統，建立一個強大而符合法治規則的社會網絡，以促進中國的轉型？何夢筆教授分享了他的看法。
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關系”
戴志勇：在談論經濟社會發展時，人們通常會提及物質資本、土地資本、人力資本，但對社會資本似乎關注不多。怎么理解社會資本？
何夢筆：社會資本有兩類：個人的，或集體的。總體上，是指一個人能利用的所有社會網絡、關系和機會。芝加哥大學有兩個學者，一個叫Ronald Burt，強調個人的社會資本，一個叫James Coleman，強調集體的社會資本。
發掘和利用社會資本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綁定，強化現有的網絡紐帶；一種是搭橋，搭建新的社會聯結。綁定和搭橋可能處于一種緊張狀態，兩者都需要，但有時兩者之間也要權衡取舍。綁定是強化和利用現有信任和合作關系，但可能導致“低水平制度陷阱”，缺乏開放性，也許陷入封閉不利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我有個博士生，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有個研究項目，調查紐約調動一些社區居民的社會資本進行參與式預算的情況。居民們要去爭取政府的一筆預算，來制定參與式規劃，改善社區生活條件。有些黑人社區，主要是綁定現有網絡聯系，沒有去搭建新的網絡聯系，只是利用現有群體的內部資源，不能引入和利用新的程序、新的機會去獲得預算資源。社區里的貧困者沒參與其中，沒得到利用預算的機會。有的社區，吸引大家參與，積極搭建和創造新的網絡關系，利用新的預算資源和機會，達到了項目目標，社區居民都從中受益。
戴志勇：這個例子可以顯示社會網絡的重要性，但這跟文化有什么關系？除了魯濱遜，誰沒有人際網絡？
何夢筆：但中國有獨特的社會網絡結構，跟傳統文化有很強的關系。文化的含義廣泛，包含某個群體對生活的共享看法，相近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共有的道德和宗教觀念等等。中國人的觀念、信仰和社會結構都有自己的獨特性。
我曾在一個講座中談到：經濟學中對文化的討論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經濟學家總把目光集中在《國富論》上，但從《道德情操論》中可以看到，道德情操和正式制度的共生演化過程是構建自由社會和自由經濟不可或缺的。我們分析人性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的多維度性質，體現為激情和道德情操兩者之間復雜的互動，而道德和正式制度的共生演化過程是經濟秩序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已經遺忘了斯密一半的思想，忽略了他所講的道德情操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遺漏了對社會資本的討論。
戴志勇：傳統中國人是比較講“五倫”：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這五種關系，都有自己的價值內核。比如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君仁臣忠。原來意義上的“君臣”已經改變了，其他這幾倫跟現代的經濟社會的運轉是什么關系？你曾談到，經濟增長反而可能帶來社會資本的減少。在寫給馮興元的著作《規則與繁榮》的序言里，你還談到社會資本存在一種負外部性，有些組織有很強的社會資本，但可能帶有危險性。難道社會資本不是中性的，未必就有益？
何夢筆：中國人的“關系”網絡遠不止這“五倫”，血緣、地緣、業緣等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都是中國的社會資本，在廣泛的社會網絡中，關系資源配置、信息和信任等，對經濟增長具有深刻的影響。經濟增長特別快的時候，各種社會結構轉型得快、解體得快，信任能否維系就成了問題。新的結構要生長出來，就需要新的搭橋。搭橋的過程就是建立信任的過程。
但是，那種強關系的綁定狀態可能有害于企業家精神的發揮，阻礙開放精神，它是基于現有的信任關系來維持合作。要發揮企業家精神，可能要更多利用搭橋的功能，擴大新的關系網絡。
黑社會是一種強關系，基于強社會資本，但對社會有危險，行賄受賄者之間形成一種綁定，這也是一種社會資本，但有巨大的負外部性。
現代制度要嵌入非正式的文化傳統
戴志勇：或許可以簡明地把社會資本視作人與人交往的網絡，是中性的，可能是一種先于正式制度的習俗、組織、社會形態？它們與正式的國家制度建構是一種什么關系？
何夢筆：正式的制度需要嵌入于“非正式”的社會資本和文化傳統。我常舉德國的例子：德國要納入法治，就要嵌入基督教形式的宗教。這些理念導致產生了德國的現代經濟體制，甚至德國憲法的很多具體的歷史特點。例如，德國憲法嚴格保護私有財產，但又通過規定更根本的社會責任價值和規范，以防止濫用來自財富所有者的私人權力。這反映了黑格爾對政治共同體中的“倫理生活”（即“德性”）的關注，這種“倫理生活”是市民社會和市場賴以蓬勃發展的基礎。法治必須成為一個正式的憲法原則，但它要植根于社會倫理和非正式制度，以保持完整性。
傳統社會快速轉型時，社會資本的擁有者要面對很多匿名關系，隨著這個群體變大，匿名性越來越高，人們就要利用正式制度。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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