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萬，這是今年參加全國公務員考試的報名人數；而各地省考人數，預計將會達到900萬人。這么龐大的應考隊伍背后，催生了一條龐大的應考培訓生意產業鏈。早在2010年，就有公務員考試培訓機構聲稱這個行業五年內能達到一百億的規模。于是，無論是商家、教師還是一些藏頭露尾的神秘人士，都在試圖分食這個龐大的考試市場。
冬時節，華北平原被濃重的霧霾鎖住。11月3日這天，距離北京140公里的河北老省府（原直隸總督府所在地）保定，在央視《新聞聯播》里被測定為霧霾的重災區，能見度不到五十米。
濃霧中，陳實，這名河北大學工商學院畢業生，還記得，三年前的此時，“我爸是李剛”一詞正是從自己的學校被傳遍大江南北。而現在，他不再關心拼爹，而是自己的未來——公務員考試（以下簡稱“公考”），還有生意。
在講究拼爹的年代，更多沒有資源的大學們，年復一年，在這個時節，一撥撥地涌向公務員培訓機構， 慰藉“保過”等字眼營造的希望，加入到中國逾千萬的“公考”大軍中。
他們的對手一年比一年多，在即將11月23日開考的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以下簡稱“國考”）中，報名人數達到了152萬人，相比1994年4400名報考人數，20年間漲了344倍。競爭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除了這場被稱作“中國第一考”的考試之外，各地省考也預計達到了900萬人。
對于這個百萬人希望構筑的市場，陳實也想靠自己的力量，敲到人生第一桶金。
靠著把卡片塞進學生寢室的門縫，陳實那家名不見經傳的培訓機構業已招滿了四個班，近300人向“國考沖刺”。三年前，陳實在學校里是“官氣”十足的學生干部，此時，正好可以把自己的“官場”經歷變成了可資販賣的說教。
他年年在面試班講臺上拋出的第一個問題，莫不讓臺下的學生傻眼：
“領導將要在你面前落座，位子該怎么放？”
正確答案是，“向左側斜45度。”
他在臺上讓過身一演示，考生們沒有不服帖的。
“這就是官場思維，需要從點滴禮儀開始。不培訓行么？”他氣定神閑地說，左手篤悠悠托起茶杯。左手舉杯，右手執文件，這也是一個他多年養成的習慣（與普通人相反），在他看來屬有身份的標志之一。
即使已經是身為公務員考試培訓機構的負責人和講師，陳實今年還是加入公考大軍洪流之中，這是他本人第三次報考國家公務員，填報了“共青團中央”的職位；此前在2011年，他曾被錄取為河北省的大學生村官，但辭而未就。
亦學亦商
在大學生平均就業工資不到兩千元的河北省，旱澇保收的公務員職位，自然是應屆生就業的第一選擇。為了占據進入體制內的些微“身位”優勢，激烈的爭奪早在大學時代就開始了。
這樣的爭奪曾經讓“李剛門”遇難者的哥哥陳林，進大學沒多久就放棄了靠攏組織的希望，“我們農家出身的孩子，注定低人一等”。而當時還在學校學生干部任上的陳實，則早早“嘗到了權力的甜頭”。
“那時候學校團委一年賬面的流水就有一百多萬，關鍵還不在這，團員轉黨員的政審、各種加分及證書發放，全歸團委管。”在河北大學工商學院這所三本院校，一年級新生申請入黨達到百分百，畢業生報考公務員超過九成。黨員和學生干部身份，意味著在近四成崗位的報考資格上，直接PK掉了成千上萬的競爭者。
黨課名額和名目繁多的“評獎評優”，自然成了學生爭奪的稀缺資源，“你知道學生愿意為之付出多大的代價？外人永遠也想不到。就為一個班委干部，有學生愿意出到這個數……”陳實伸開五根指頭，笑而不答。
在“選調生考試”尚未被并入河北省的“四級聯考”之前，參加“選調生考試”的資格，就是引動各種關系伸手的香餑餑。“選調生”實際是“儲備干部”考試，只能應屆高校畢業生報考。一旦考上，關系掛在省委組織部，經統一調派到基層鍛煉一兩年，就是公務員待遇，享受虛職副科級別。
因為“選調生”要求黨員與學生干部身份缺一不可，在短暫的公示期內，容易滋生暗箱操作的空間。2011年3月，河北大學工商學院曾張榜公布了一批“選調生”造假，職務包括學生會的9個副部長。
“考上選調生，你就一李剛。”說起這些，陳實臉上肌肉不自覺地抽動，浮現出似笑非笑的表情，“直到現在，老同學見我都會說，當年以為你肯定會考上公務員，走上仕途。”
但是他沒有。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報考人數激增到100萬人，一股洶洶的潮涌激蕩著這個小地方的人心。當時，中國最大的公務員考試培訓機構——“華圖教育”，在對市場做出的預測中，聲稱這個行業五年內能達到一百億的規模。
陳實留意到“華圖”的競爭者——“中公教育”的創始人李永新。李在1999年從“狀元宣講團”開始做起，如今有后來居上的架勢。讓陳實感興趣的是，李永新和自己一樣，都是學校團委干部出身，“只是他的平臺更高一點，在北大罷了。”
除偶像外，在陳實的身邊，一些做學生工作的教師，也給了他效仿的目標。這些老師在一年兩三趟被省里拉去公考試卷閱卷之余，私下里開始在外講課，甚至有本校研究生同學遭遇到這樣的尷尬：上某培訓機構報名，結果剛巧撞上在此培訓機構下課的導師。
河北大學人文學部的教師古月，就是其中的一個。對于長期擔任學生就業指導課程的他來說，“公務員考試的那套面試指導，無非就是職業培訓加上一點應試技巧。”因為有過入選河北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公務員局專家庫的經歷，他在接受“大公”等培訓機構聘請后，多半會被包裝成“有參與命題經驗”的專家。
“實際上，河北大學每年有五六十名教師會參與公務員考試閱卷，但命題專家只是極少數，核心的就那么幾個人。據我所知，他們是不會摻和進培訓機構的生意的。”古月說，一方面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培訓機構給出的酬勞太低。在保定，一個四五天的全天候集訓班，支付給教師的課費一般只有1000到1400元。不過，即使是“中公”之類的在北京的全職講師，一個月固定收入大抵也就三四千元錢。
在古月鉆營公務員考試培訓的最初四五年，“華圖”、“中公”、“大公”（后分裂為“大公”、“知滿天”）三家連鎖培訓機構，在保定的公考市場上翻江倒海，各領風騷了一陣。此外，干脆有一些當地高校的教師甩開機構，依恃在學生中的影響力，自立門戶。
這座人口剛過百萬的城市，因為聚集了五所大學，潛在客戶資源豐沛，遂成大小公務員培訓機構混戰的戰場。陳實此前做了多年的學生干部，校內資源對他來說，都不成問題。要從林立的小機構中脫穎而出，“惟一欠缺的是能形成‘品牌效應’的東西。”
在租了一個商務會議室作為場地、準備好課件后，他從網上聯系了一個打著“陳建軍”名號的師資團隊。在百度上搜索“陳建軍”，跳出來的多是被包裝成“面試名師”的一個精干小伙子的標準相。但當“陳建軍”真身現身時，讓陳實大吃一驚。
那是一個年過四十的中年人，從早到晚一身軍裝板在身上，舉手投足間官氣十足。“陳建軍”在華北、東北一帶的小城市來去匆匆，聲稱“只宣講，不授課”。由他帶來的團隊，多數教師頂著的并非真名。號稱“長期從事公務員考試面試招考”的“陳建軍”團隊申論導師“博涵”的真名廖博涵，真實身份是《人民日報》下屬的《人民論壇》雜志記者。
古月一語道破，“其實在公務員考試培訓領域，在外流動的講師大多用的是假名，這種情況至少占九成。至于學生報什么班，和講師酬勞沒絲毫關系。大多機構按天數計費，一個班招滿了，就拉人過去，講好一天多少錢，也不用訂合同。”
手下沒有一個自己的專職講師，也沒有固定的教室，但陳實的公務員考試培訓中心開辦三年，年年利潤率上40%。他給《南都周刊》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個標配80人的筆試集訓班，為期5-7天，每個學生收費在千元左右，一年下來能辦3-4期。其中場地租賃成本13萬一年，家具、空調、投影儀等設備成本2萬元，收入結余由教學團隊和機構對半分。
“加上收費較高的面試班，平均從每個學生身上能掙一千元以上，當年就收回成本。”很快，陳實把網點從保定擴張到了另一個公務員考試大省遼寧，專做遼寧大學研究生院的生意，額外的支出不過是多了一筆給校園代理的回扣，在7.5%到15%之間，他仍能保證三成左右的凈利。“一句話，穩定的生源才是這行的核心競爭力。”陳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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