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美季節的會議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建黨，共召開過11次三中全會。
新中國成立前僅有的一次，1930年在上海召開。是次全會，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全黨的統治。
其余10次會議均在新中國成立后召開，1950年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召開。
五年召開一次的規律，開始于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此之前，兩次三中全會之間最長相隔有20年。如此長的間隔，和九屆三中全會因恰逢“文革”而并未召開有關。而最短的一次僅間隔了一年：在1977年7月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復出，這是他三落三起人生傳奇的第三次升起，也是中國逐漸從毛澤東時代過渡到鄧小平時代的開端。這次以安排人事和揭批“四人幫”為主題的三中全會召開后僅一年，著名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召開。
在官方正式公告和新聞中，并不提供有關三中全會的細節。從一些當事人的回憶來看，比較常見的兩個會議地點，是人民大會堂和京西賓館。
會議多在秋季召開，那是北京最好的季節。例外的只有三次，七屆三中全會和十屆三中全會在夏天召開，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則選在12月。
會期一般3到6天，只有擴大會議的八屆三中全會是個例外，這次以整風運動為主題的“大躍進”前奏會議，在中南海整整開了30天。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羅平漢認為，會議召開的時間可能和這個時候各項工作比較好總結有關，但應無特殊含義。
根據歷屆會議的公報，會議規模大約在兩三百人，參加者為黨的中央委員，也會有一些特邀人士列席出席。
關鍵文件如何起草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歷屆三中全會均會推出一個綱領性的改革文件（十三屆三中全會略有例外）。而十四屆后，這個文件的起草更具規律性。
文件由一個專門的起草組負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工作。曾參與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的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曾回憶，是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主的起草班子負責起草，最初的提綱和文本也要首先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審閱。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立于1980年3月，取代了原有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經濟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是中國經濟的核心領導和決策部門。其成員由分管經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國務院領導成員和部分綜合經濟管理機構的領導成員組成。
一般而言，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務院總理兼任，常務副總理擔任副組長。組成人員一般包括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秘書長、國家發改委主任、財政部部長、央行行長、國資委主任、證監會主席、保監會主席、銀監會主席等財經官員。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即中共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財辦，是中國經濟決策的最核心部門。
有基本定型的輪廓后，文件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得到修改意見并再次修改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審議，根據意見修改并形成征求意見稿后，下發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軍隊各大單位征求意見。此后根據各方意見的修改稿，還要再次經過常委會的審議修改，才能最終提交大會審議。
1994年的那次，起草組集中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王夢奎回憶了是次參加起草的人員名單，組長是溫家寶（當時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沒有列入這個名單而參加起草工作的，還有外貿部的年輕人張松濤，是李嵐清同志推薦的。”
“據我所知，地方領導同志參加中央全會重要決定的起草，這是第一次。”當時，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徐匡迪參加了起草。此后，地方官員就常常參加。
從新華社披露的歷次文件起草紀實看，對起草工作的重視程度和起草組組長的級別日益提高。例如，前任總理溫家寶曾兩次擔任過起草組組長，直接領導文件的起草工作。第一次任組長時，溫只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他已是國務院總理，依然再次擔任起草組組長。
起草小組的文件，在經過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后，還需征求各個省份、部門和專業人士的意見。例如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征求意見稿，就總共收到138份報告和修改意見，包括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92個部門和16位老同志的。這些報告和修改意見，都轉到文件起草組認真閱讀和研究。
從十四屆開始，全會文件的起草，會專門召開一些專業人士的座談會，征求意見。當年10月中旬，先后召開了三個座談會，參加的有黨內老同志、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負責人以及無黨派知名人士、經濟理論界專家學者。
除了上述言論管道，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除起草小組外，一些部委、研究機構還會接到上面派下來的研究任務，進行專題調研，為決策提供參考。
十四屆三中全會時，共組織了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委同志參加的16個專題調研組，分別就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和目標、現代企業制度、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所有制和國有資產管理、市場體系和運行機制、投資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價格改革、社會分配制度、社會保障體系、農村改革、科技和教育改革、對外經濟體制，以及法制建設等重大問題，進行調研。
這些調研課題，最初全部由各個部委擔綱。例如十四屆三中全會的調研組即由有關部委牽頭，各組都由一名副部長親自抓，總共有三百多人參加。
后來則越來越向學術界開放，一些參與的研究機構也因此被稱為“官方智囊”，民間智庫的氣候也漸漸開始形成。（徐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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