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滿面塵灰十指烏黑，操著外地口音出現在菜場的農人們，來自何方，又去向何處，偌大的城市里，他們棲身在哪里。
在都市生活中，他們是一個被人們的視網膜自動過濾的群體，當菜場中的泥濘與嘈雜遮蔽了人們的感官，當菜品的價格高低、新鮮與否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沒有人再去留意，這群滿面塵灰十指烏黑，操著外地口音出現在菜場的農人們，來自何方，又去向何處，偌大的城市里，他們棲身在哪里。
然而，與之相關的另外一個詞卻一直頗受關注——“菜籃子”問題，每隔幾年，它便以“姜你軍”、“蒜你狠”、“豆你玩”等各種形式卷土重來。
是時候讓我們重視這群從內陸農村，背井離鄉來到上海的“農民農”們，和他們的實際生存需求了。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日前發布的課題報告《都市莊客——城郊“農民農”群體的邊際生存與發展對策研究——基于上海的實證調查》(以下簡稱《“農民農” 調查》)中，他們有了一個與農民工相對的名字——“農民農”。
“隱居”上海
小隱隱于野，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 如果沒有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學生們的帶路，人們不會注意到，在上海閔行區塘灣鎮蓮花南路旁如蔭碧樹的掩映下，有一座座低矮的棚戶，沿著一條支路走，鋪滿碎石和煤灰的道路，和柏油鋪就的主干道路不露痕跡地完成了交接，我們所熟知的城市忽然變了樣，原來，這里“別有洞天”。
眼前的景象，儼然一座位于內陸鄉間的村落，農田仿佛一塊塊舊手帕被雜亂攤放，橫七豎八，既不整齊，也不廣袤。河里的死水漂浮著藻類植物腐敗的味道，穿梭于水溝與肥料堆之間尋尋覓覓的，是一群滿身污穢的雞鴨鵝狗和幾個未及總角的孩子。 這些與之前看到的公路，不過一排樹木和一座土墻的距離。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文軍在接受采訪中表示，多年來自己一直帶領學生們致力于對郊縣農民的研究，在調查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上海的外來農民群體很大，占到了上海農業全行業從業人員的41.6%。之所以將這一群體列為重點調查對象，并取名“農民農”，是因為四年前的一次偶然。
“當時學院里一位叫李露萍的大一學生，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志愿者家教項目，為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課余的義務家教服務，因而結識了就讀于閔行區塘灣民辦小學的陳剛。陳剛當時上小學二年級，因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動手術落下了一些課。”
到陳剛家里補課，是李露萍第一次走進農民農的家中，雖身在上海，可眼前迥異于城市的生活環境使李露萍感到震撼，并開始對這種“外來務農人員”的群體開始小范圍調查。
一年前，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農民農”課題組正式成立，針對“農民農”群體的第一次大規模深度調查也開始了。同行的課題組成員姚冠華告訴記者，在一年的時間內，小組成員共走訪了上海市7個郊區區縣，回收了1253份有效問卷，完成深度訪談58位。基于這些豐富翔實的取樣，課題報告《“農民農” 調查》出爐，并將參加今年的“挑戰杯”全國大學生系列科技學術競賽。
棚戶人家
在一小畝郁郁蔥蔥的青菜地旁邊，記者找到了一戶方姓農人。方家兒媳石學燕是一位約30歲的年輕婦人，她告訴記者，自己的丈夫是在外面開車的，大女兒上小學二年級。因此，自己平時只和小女兒及婆婆一起生活。當記者提出可否進屋看看他們的住處，石學燕顯得有些不太情愿，直說屋里太亂，怕惹人笑話，后來又推說小女兒正在里面睡覺。
“我們在這里包下了一畝半地，除去我們住的這塊地方，能種的還有一畝多，現在地里主要是蘿卜和花菜。”站在自家的棚戶旁邊，石學燕這樣告訴記者。說話間，石學燕的婆婆走出了“屋子”(其實是臨時搭建的棚戶)，矮小精瘦的老太，今年73歲，老家在安徽。老太說不出自己具體的名字，只記得娘家姓陳。與之前兒媳的扭捏不同，得知記者的來意，陳老太熱情地邀請記者進屋，并把自己的住處，向記者介紹了一番。
“這是我兒子和媳婦住的。”陳老太指著最近的一間棚戶告訴記者，又指了指旁邊兩間：“這里我平時和一個侄子住，那一間是鄰居的，他們夫妻倆是這一片的教會負責人。” 半畝不到的一塊地方擠滿了一座座以竹子為樁，并覆蓋塑料、氈布等等材料搭起的棚子，有的給人住，有的用來養雞和鵝，比之傳統意義上的農家小院，這里的空間要狹小得多，“建筑”也更簡陋隨意。
在此次采訪之前，曾有一位課題組的學生向記者提起，在他走訪的農戶中，有一戶曾遭遇火災，棚戶因為材料易燃，被燒成了灰燼。上海城郊各鄉鎮有明確規定，禁止農戶在農田邊進行違規搭建。“住別的地方離菜地太遠了，種地就是要在地邊上守著。”陳老太說。
記者問到前幾日上海的臺風及暴雨是否影響到他們的正常起居，石學燕的回答是：“臺風沒事，刮不倒我們的房子，大概是因為搭得比較矮吧。前幾年臺風比較大時，生產隊都來人通知了，讓我們去鎮上一個老年活動中心避一避。”
最里面的一間棚戶，被陳老太叫做“活動室”，是住在附近的幾戶基督教徒每日禱告的地方。活動室大概10平方米左右，除了墻上一幅褪了色的基督教掛畫，和地上幾個疊在一起的塑料椅子外，這里別無他物。
陳老太喜歡向身邊人傳播她信奉的基督教義。她告訴記者，自己信教有二三十年了，自打老伴去世后就開始信。“我媳婦自打嫁過來之后，也跟著我一起信了。”
陳老太告訴記者，自己帶著兒子來上海租田種已有近20年。“剛到上海時，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教堂做禮拜，我兒子就騎自行車帶著我滿街找，后來終于找到了，現在這附近信的人多了，一到周日就一起去。不過這幾年，我兒子倒是不跟我一起去了，他在外面開黑車，起早貪黑，只有媳婦陪我。”
除了皮膚有些粗糙外，石學燕的言行舉止其實與城市年輕人無異。10年前，這位老家江蘇的農村女孩來到上海打工，經人介紹嫁給了方家的小兒子。石學燕原本已經擺脫了農民身份，來到城市變成打工妹，如今又重新成為了一名農婦。不同的是，在自己的老家，家家務農的大環境使她心中坦然，而在上海，這個身份卻有些與城市的基調格格不入。
“我不會種地，以前在老家也沒種過，這地里的東西都是我婆婆種的，我不懂，搭不上手。這些菜要賣時，都是菜販來收，我婆婆跟他們打交道，我不知道多少錢一斤。”在采訪的過程中，石學燕似乎總是想特意拉開她與“農民”的距離。
關于孩子上學的問題，石學燕表示，這附近幾所民辦小學都可以就讀，大女兒已經上二年級了，當年孩子入學只要提供父母身份證和一家人的居住證就可以。“聽說今年查得嚴了，上學的話父母還要有社保卡。社保只有在企業打工才能交，所以我想，等明年小女兒要上學時，我就出去打工。反正家里的地也是婆婆一個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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