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大道北蟹山村內當地居民用于租賃的“握手樓”，樓間距狹窄得近乎“不見天日”。梁旭 攝
他們蝸居在北上廣等特大城市的角落，工作在體制外單位；他們離開了故鄉，卻無法融入身處的城市；他們渴望分享發展的成果，卻常常碰壁。他們所遇挫折，折射出諸多體制弊病；他們內心的不平衡是需要化解的難題……
近年來，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逐漸匯聚起一批收入偏低、就業質量不高、生活條件較差、沒有所在城市戶籍的城市青年群體。記者在這些城市采訪時發現，這一青年群體規模正逐漸擴大，如何為他們提供更公平的發展機會、解決他們的生存困境，成為這些城市發展必須面對的命題。
蝸居北上廣
在北京北四環與北五環之間，學院路附近的小月河聚集區，每晚7點左右，人流就開始嘈雜起來。各式衣著的青年人陸續下班回來，熙熙攘攘，走在小月河東畔貼滿租房廣告、擺滿小貨攤的狹窄通道上。社區內，散發著刺鼻氣味的垃圾堆與小餐館毗鄰。
由于人流擁擠，不到500米的距離，記者乘車竟走了半個多小時。這里的社區工作者告訴記者，自從“蟻族”聚集地唐家嶺被拆后，海淀區的小月河和昌平區的史各莊等幾個大型“蟻族”聚集地就出現了，僅小月河聚集區就有三四萬人。
而在昌平區史各莊，刺鼻的臭氣、隨處可見的垃圾、橫在街邊的三輪車，也與村外現代化的購物廣場形成了巨大反差。
來自安徽合肥的陳軍（化名），轉業后留在北京做耗材生意，年收入10萬元左右。他曾在唐家嶺住過4年，唐家嶺拆遷后搬到了史各莊。
陳軍住在史各莊“規格較高”的一棟違建出租樓里，樓門進出要刷卡。他的家，是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一張雙人床、打印機和各種打印耗材把屋子填得滿滿當當。見屋內實在沒有落腳的地方，記者只能坐在陳軍的床邊采訪。
陳軍2009年結婚，之前一年，他本想在北京買房。“那時候有了點兒積蓄，想在北京安個家，踏踏實實過日子。”陳軍說，2008年，北京燕郊的房價每平方米不到7000元，自己猶豫了3個月，沒想到一下就漲到了1.1萬元。“買不起了，現在干脆就不想這事兒了。”陳軍苦笑道。結婚以后，他在老家買了房，老婆和孩子也都留在了那里，想他們的時候，他就打個電話，或者上網視頻。
“我現在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回去還要重新建立人脈關系。而且再過幾年繳納社保的年限就夠了，到時北京的退休工資肯定比合肥要高。”陳軍說，自己還想再這樣堅持幾年，看生意能不能有點起色。
其實，陳軍并不寬裕的生活，在很多同樣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輕人看來，已經是一種奢望。
上海南方新村小區內，一間77平方米的公寓，住了14個人，全是附近一家房產中介的業務員，人均面積只有5.5平方米。
1993年出生的劉光華，高二輟學后，便在江西贛州老家的一間KTV做夜場服務員，因為不堪忍受黑白顛倒的作息和KTV的混亂，2012年，在同學建議下，他跑到上海做起了房產中介。“坐了17個小時的火車，到上海片刻未歇就直接‘跑盤’。”劉光華說。
劉光華他們住的這套公寓，被隔斷分割成了十來個小單間，每個單間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大部分房間沒有窗戶。8月末的上海，依然很熱，房間內沒有空調、又不見天日，短短十幾分鐘，記者已被汗水濕透。劉光華告訴記者，每天早出晚歸，回來只是睡覺，倒也習慣了。
“但是每天陪客戶看房，動輒幾百萬元的價格讓我感覺挺絕望的。”劉光華說，本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在上海安個家，但現在覺得這樣的目標真的很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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