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面的例子很多，近期最受關注的當屬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及其背后的女人——山西商人丁書苗。而鮮為人知的是，因劉志軍案被牽連的，又何止一個丁書苗，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公司董事長羅金保、中鐵電氣化局集團總經理劉志遠、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董事長杜建華等人都難逃厄運。

　　官商勾結當然也分主次，就算都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總有一只大螞蚱來發號施令。“大螞蚱”自然是手握權力的官員，商人們不過是趨之若鶩的“小螞蚱”，自愿拴在一起，目的是謀取經濟暴利。

　　因此“雙劍合璧”的形成，大多是在商人的積極努力下促成的。為了與官員建立良好的關系，乃至結成利益共同體，一些私營業主無所不用其極。權錢交易可以說是最稀松平常的方式，遠近皆有案例佐證。去年12月，媒體人羅昌平實名舉報原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與浙商倪日濤結盟騙取巨額匯款，還牽扯到劉鐵男的妻兒和情婦。扯遠一點，2010年，原河南煤炭安全監察局局長李九成被判無期徒刑，也肇始于“官煤勾結”。

　　當然，“雙劍合璧”并非任何時刻都那么好使，尤其在二人貌合心不合的情況下，一旦利益糾葛白熱化，就會窩里反。

　　前不久，東莞商人王建榮舉報東莞市中堂鎮國稅分局局長羅紹強，稱其擁有139個商鋪，堪稱“鋪叔”。而舉報背后的真相，無非是羅王二人在私人生意上發生分歧，最后導致二人撕破臉，弄得魚死網破。

　　權色交易——美人“心計”

　　美人計雖說算不上正經的武功招式，但對于游走在江湖的弱質女流，倒是比任何武功都好用。最為著名的馬夫人康敏就是靠著自己的美色，勾引丐幫高層白世鏡，連名震江湖的喬幫主都給拉下了馬，最后還掀起了整個武林的腥風血雨，可謂一個女人引出的連環血案。

　　武林如此，官場亦如此。不少官員既愛江山，也愛美人；不少美人也不甘心只當“花瓶”，背靠大樹好乘涼，借官員權勢為自己助力。于是權色交易便應運而生。當年轟動一時的巨貪成克杰案中，一個叫李平的女人不可忽視，她倚靠成克杰上位，與成一起瘋狂斂財，最后雙雙落網。巧合的是，她也是一名有夫之婦，其手段之高可與馬夫人媲美。

　　都說成功男人背后總有一個女人，而貪官背后似乎也都藏著一個女人。原云南省省長李嘉廷的落馬，同樣緣于其“紅顏知己”(云南某私營企業主)的侵蝕構禍。李嘉廷當年被這個女人迷得七葷八素，動輒批幾百萬的批條，為其套取了3000多萬元的巨額錢財。

　　不過，不管是美人計的實施者還是受用者，結局總是不那么歡喜。馬夫人最后被一刀一刀折磨至死，她的情夫白世鏡也難逃一死。權色交易中，不論是官員本身，還是他們的情婦，又有幾人能逍遙法外？

　　抱團腐敗非偶然

　　文_田湘波

　　腐敗“小圈子”實質上是“裙帶關系”，而“裙帶關系”是公私利益沖突中的影響型沖突的一種表現形式(還有交易型和“旋轉” 型)。“裙帶”，本指婦女衣飾。到了宋朝，人們把因妻女、姊妹的關系而得到的官職稱為“裙帶官”，把相互利用、攀援的姻親關系稱為裙帶關系。當然，當下的所謂“裙帶關系”早已超出原來親緣關系的界定， 上下級之間、朋友之間、同事之間、同學之間和戰友之間等都可能成為“裙帶”的附屬。但是，裙帶關系中的核心關系是血緣關系和宗法關系。

　　現代官場腐敗“小圈子”形成的原因很復雜，但至少應該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裙帶關系，作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余毒流傳到今天，已經成為一種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相互利用、相互攀援、相互作崇，表現形式較為復雜的社會現象。裙帶關系也是庇護制的一種表現形式，下級對上級行賄，上級保護下級。裙帶關系還可理解為有血緣關系或宗派關系的人之間、朋友之間、同學之間、戰友之間或同事之間相互提供庇護。當權者建立腐敗“小圈子”，其實質就是當權者為腐敗提供庇護。在發展中國家，政治體系的裙帶關系一般較嚴重，突出表現為金錢政治與裙帶風。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又是一個講人情的社會，這種裙帶風流傳幾千年，似已成為了一種風俗習慣，一種非正式制度。

　　其二，中國的整體主義思維文化。荷蘭著名學者吉爾特·霍夫斯泰德指出，高權力距離的國家(就是你爬上官位很難，見到高官難)，又是一個整體配合程度高的國家。在整體配合的主流意識下，群體中的人對環境的依賴程度更高，對內群體的組織成員更加信賴。“這個人終生都會忠于自己所在的內群體，而打破這種忠誠是人生當中最糟糕的事情。個人和他所在的內群體之間，無論是在實際生活中還是在心理層面上，都存在著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中國是一個高權力距離國家，又是一個整體主義思維的國家，在這種思維影響之下，會出現以下腐敗“小圈子”。

　　一是家庭中的整體配合與集團腐敗。在整體配合的家庭之中，家庭成員被認為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資源。過去在一個有十幾甚至二十幾人的大家庭里，如果只有一個人有工作，而其他人沒有，那么這個工作的人需要把他掙的錢拿出來養活全家。那么，一個家庭就可能集中所有的積蓄來支持培養一名有潛力的成員，希望他日后能出人頭地，幫助整個家庭。在我國，這種現象極其普遍，很多出身于經濟困難家庭的國家公職人員幾乎都有類似的經歷，所以在他們成為某一公共部門的成員之后，他自然會有一種回報曾經幫助過他的家庭成員的思想。在我國，基于血緣、親緣關系的團體腐敗是集團腐敗的重要形式。

　　二是公共權力部門的整體配合與集團腐敗。在整體配合文化的社會里，公共權力部門本身就很可能在情感意義上形成一個類似于家庭的內群體。在這個內群體中，上級相當于家庭中的父親，下級相當于家庭中的孩子，下級服從上級猶如孩子服從父親一樣。所以，如家庭內群體一樣，公共權力部門也容易滋生群體式的腐敗。集團腐敗分子在政治上喪失黨性原則，拉幫結派，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系網絡；經濟上相互利用，結成了利益同盟，結黨營私，呈現出明顯的集團性和群體性。

　　其三，新中國成立后，并未高度重視這種裙帶關系的危害。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要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實際上這其中也包括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公共管理經驗，因為中國還未實現管理的現代化。腐敗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管理(包括公共管理)沒有實現現代化。直到我國實行公務員制度之后，才認識到要鏟除裙帶關系，就要防止公私利益沖突，就要實行回避制度。而且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公私不太分明的社會，要真正防止裙帶關系帶來的公私利益沖突，是非常痛苦的事。(作者系湖南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文_本刊記者 姚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