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第一監獄”被認為是“功能孤島”
英國人1903年修建、被稱為“死亡之城”的上海提籃橋監獄，是中國仍在使用的歷史最悠久的監獄。但它似乎真的將與上海市民告別了。
2020年，上海人口將猛增至3000萬，而這個位于鬧市區的監獄卻占據了寶貴的土地，成為了城市改造和發展的“絆腳石”。根據官方消息，在迎來首名囚犯的110年后，上海提籃橋監獄已經確定將被關閉。
“不僅僅是提籃橋監獄，提籃橋周邊區域也在北外灘發展的規劃中。”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阮儀三曾于2005年制作《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保護與整治修建性詳規》，該《詳規》隸屬于上海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專門組織的“保護規劃”課題組，由上海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景觀處牽頭，并于同年經上海市政府批復同意，而阮儀三也向時代周報記者證實將參與改造規劃會議。“我們會保留值得保留的部分，但城市改造和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遠東第一監獄”提籃橋，已經到了為上海北外灘區域發展讓路的時刻。
“功能孤島”
在北外灘開發的周邊大環境下，包括提籃橋監獄在內的整個提籃橋歷史風貌區，斑駁的墻壁、破敗不堪的里弄，已經與周邊大規模的建設“格格不入”。矛盾的是其地理位置—距離上海最負盛名的外灘僅兩公里左右，浦東的高樓大廈也依稀可見，通過新建路隧道陸家嘴的繁華近在咫尺—這里是上海市的市中心，但卻是市中心一處被人遺忘的角落。
與上海提籃橋監獄的西側一墻之隔，一座三層高的居民樓，獨棟成院。在靠近監獄一側的院墻上，有個一米多寬的鐵門，也是這棟居民樓唯一的出入口。
“這棟居民樓年歲可久了，是英國人在修建監獄時，一起蓋起來的，很早以前是英國人的監獄宿舍。”年近70歲的趙東黎老人在鐵門旁邊擺了一個報攤，他是這棟居民樓的老住戶之一。這位曾經的國營企業工人，退休后按月領退休金，再加上現在經營的報攤，吃穿并沒有太多顧慮，讓他滿肚子苦水的是居住條件。
“一家五口人，都擠在不足100平米的房子里，稍微有點錢的本地住戶都在其他地方買了房子搬出去了。” 趙東黎老人說，自己所住這棟三層居民樓中，目前還住著十多戶居民，幾乎每戶人均面積都不足20平方米。樓道內光線很暗，斑駁的墻皮用手一碰就脫落，各家各戶的廚具堆滿了狹窄的過道、走廊。“為了省地方，孩子住的床都是上下鋪，吃飯的桌子都能折疊。”
趙東黎老人所在的居民樓，是提籃橋監獄周邊的居民生活條件的普遍反映。而除卻居民生活條件的“局促”，提籃橋監獄周邊沿街的商業檔次也普遍較低。根據時代周報記者的觀察，一些短期租用的小餐館、修理店、零售店、服飾店、小旅社、音像店布滿了大部分的沿街建筑，而在提籃橋監獄背面一側，零零散散的攤販沿街擺起了瓷器攤，大大小小的花瓶、陶盆擺了一地。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遠處的東大名路上正在如火如荼建設的浦江國際金融廣場、綠地浦創商務大廈，以及基本落成尚未投入使用的白金灣廣場—悅榕莊超五星精品酒店、浦西第一豪宅、上海第三代寫字樓、奢侈品中心、私人游艇碼頭、5A甲級標準，種種字眼讓毗鄰而居的提籃橋們“相形見絀”。
實際上，根據2009年獲批的《北外灘社區控制性詳細規劃》，提籃橋監獄及其周邊建筑原本也應該擁有與浦江國際金融廣場、白金灣廣場所處地塊一樣的“繁華”命運。根據《規劃》，“提籃橋監獄所在地塊納入城市更新和功能置換，將置換為商業、文化和商辦綜合體”。
而近幾年來，提籃橋作為“功能孤島”、一定意義上的“北外灘發展絆腳石”的角色，也引發了上海市人大、政協的多次提案。
2011年底，虹口區政協主席管維鏞，聯合許虎清、卑根源、毛佳樑等上海市政協委員，以多種形式提出了關于提籃橋監獄功能轉換的想法。
而在2012年年初，管維鏞、繆曉寶、韓生、郭翔、施建華、方懷瑾等多名委員再一次聯名提交《關于上海市提籃橋監獄現址使用功能調整的建議》的提案。
他們重申，當前北外灘作為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核心功能“雙重承載區”建設步伐大大加快，已有近3000家航運服務類企業入駐北外灘。同時，該地區舊區改造工作也在不斷加快。提籃橋監獄的功能調整如不盡早啟動，那么其作為北外灘地區的“功能孤島”，將“嚴重制約北外灘地區功能的整體提升，影響地區整體形象和投資發展環境”。
而且“監獄設施陳舊，關押條件和功能布局已不符合國家有關部委的規定要求”，建議“搬走”監獄，對現址功能進行調整。這幾名委員中，繆曉寶委員現任上海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市監獄管理局第一政委。
同年上海“兩會”期間，呂勇明、潘鑫軍、姚東寧等部分市人大代表向上海市人大遞交一份關于提籃橋監獄搬遷的書面意見，建議有關部門從城市的長遠發展和監獄管理事業健康可持續發展角度，突破瓶頸，將“功能孤島”盡快“騰籠換鳥”，從中心城區遷移。其中曾任百聯集團總裁的呂勇明，時任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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