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神經內科接受治療的植物人患者。
兩年前被車撞成植物人的徐永潘因無錢醫治，現一直躺在家里，靠父母照顧。
前年年底，寄托了父母很大希望的陽光男孩姚偉鑄被人打致腦重傷，成了“植物人”。抱著有一天他終能醒過來的希望，父母一邊照顧著他，一邊想盡辦法籌錢。
今年5月12日，母親節的晚上，在花費了近百萬元后，姚偉鑄還是走了。留下了傷心欲絕的父母和一個負債累累的家。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目前“植物人”人數超過百萬，每年因各種原因新增患者近10萬人。這些患者完全失去對自身及周圍環境的認知，對自身或外界刺激缺乏有意識的情感和行為反應，只保留了一些本能性的神經反射和進行物質及能量的代謝能力，與植物的生存狀態相似。對于這些患者，醫治和護理都需要大量的金錢和勞力，并且這種狀態會延續很多年。
記者走訪了廣東一些“植物人”家庭，他們無一不背負著巨額債務，特別是很多“植物人”患者是因第三方的責任事故造成的，因而治療費用得不到報銷，家庭經濟狀況十分艱難。與此同時，相應的社會救助也較為缺乏，這些家庭在期待“植物人”醒來的希望中一步步走向傾家蕩產。
突如其來的不幸
2010年，姚偉鑄帶著父母無限的希望進入了廣州市土地房產職業管理學校學習。在那時拍的照片上，喜好打籃球的他非常陽光，身體健壯。
姚偉鑄家在廣州增城，家庭條件并不好，父母都以務農為生。他從小就非常懂事，父母給生活費有時會多給他50元，但他都偷偷放回柜子里。在學校，他也會做一些兼職補貼家用。一家人雖然日子過得緊巴巴，但還算安靜閑適。
2011年12月，一場突如其來的不幸打破了這個安靜。
當天，姚偉鑄像平時一樣到學校對面的車站坐車回家，剛走到離學校不到300米的一條巷子，突然10多名手持鐵棍的陌生男子沖過來，圍著他就是一頓亂打。這幫人下手兇狠，鐵棍都打在他頭上。
那幫人走后，姚偉鑄被送到了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當時他的血壓已經很低，呼吸也很微弱，嚴重的腦疝隨時會要他的命。
經過10個小時的手術，姚偉鑄得以脫險，但他再也沒有醒來，成了一個“植物人”。
和姚偉鑄一樣，李強變成“植物人”也是因一場意外。
2012年8月16日，這是令林芳記憶深刻的日子。在那之前，她帶著兩個女兒回了重慶娘家居住。當日上午11時許，準備吃午飯的林芳接到丈夫李強手機打來的電話，她笑著按下了接聽鍵，傳來的卻略顯陌生的聲音，原來是跟丈夫一起在廣州打工的同鄉。林芳接著就聽到了一個噩夢般的消息：“你老公在這里出事了。”
林芳趕緊往廣州趕，當晚10時許，下飛機她直接打的到了丈夫住院的海珠區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透過重癥監護室的窗子看到丈夫的身影，她一下子哭了起來。
從老鄉口中，林芳得知了李強出事的情形——李強一直在廣州打散工，當天被一名包工頭喊去五華給一個業主拆房子，被掉下來的水泥塊砸中頭部，縫了近40針。
住院幾天后，林芳從醫生處得知了一個更絕望的消息——丈夫已經成為了“植物人”。這個僅僅在電視上看到過的醫學名詞落在至親的身上，林芳幾乎天天以淚洗面。
與此類似，2011年9月30日3時，徐耀文和黃麗華在睡夢中接到廣州市花都區中西醫院的電話，被告知兒子徐文潘所搭乘的摩托車與一輛小車相撞。徐文潘重傷昏迷，正在重癥監護室搶救。
但徐文潘一直未能蘇醒，醫生下了“植物人”的診斷報告。那一刻，夫婦癱軟在地——兒子那年剛大學畢業，不久前還跟他們說以后要努力賺錢，不想讓爸爸媽媽再為生計奔波。
整個家庭的掙扎
在走訪中，記者發現，只要一個家庭里有了“植物人”，整個家庭都會籠罩在一股陰暗的氛圍之中，正常的生活秩序全都被打亂。24小時不停地照顧和巨大的醫療費用缺口壓得全家人都喘不過氣來，整個家庭都在困難中艱難掙扎。
為了給兒子姚偉鑄治病，姚樂生和妻子輪流在醫院照看，另一個人則早上5時起床賣菜。好的時候能賺50元，差的時候還要倒貼，但除了這個，“沒有其他辦法賺錢了。”
姚偉鑄先后在省二醫院和增城市人民醫院住院一年多，共花費70余萬元醫藥費，日常照料費和器材費也近10萬元，這些都是社會捐助和親朋好友的借款，打人方的賠款加起來還不夠零頭。
姚偉鑄走后，家里還了20多萬元的債。夫妻倆整天為了還賬而奔波，姚樂生打工，妻子賣菜。兩人每天5時多起床，晚上9時多下班，但掙不到多少錢，“這都是欠別人的，我們理應早點還清。”
7月5日，記者在廣州市花都區新華鎮松園大道4號的一間老房子里見到了徐文潘－－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無神地四處張望，嘴角歪斜到一邊，肩膀、腳部的肌肉已經嚴重萎縮。由于長期臥床，后背上長出了一大片褥瘡。
56歲的徐耀文正在給他翻身、擦汗。
他輕聲對兒子說：“握握手。”
徐文潘的手微微動了一下。
徐耀文說：“乖！”淚水瞬間奪眶而出。
徐耀文一邊給兒子擦背，一邊喃喃自語：“畢竟是一條命，養了二十幾年，誰舍得放棄。”
在黃麗華看來“家已經完全不像家”，冰箱里可以沒有食物，但必須有一塊冰凍的毛巾，因為兒子會常發高燒，需要降溫。去超市一定要買紙尿片，15片裝，兒子一天可以用完。每隔半個小時要替兒子翻身、擦汗，打個盹都會突然驚醒……
2011年9月到2012年11月，這一年多里，徐耀文和黃麗華帶著兒子在花都中西醫院、廣州陸軍總醫院輾轉治療，在花去30多萬元醫療費用后，終因無力支付高額醫療費，無奈轉回家中自己護理。
徐耀文24小時在家看護兒子，全家的收入只靠黃麗華在飯店洗盤子和徐文潘的姐姐在超市收銀的工資生活，一個月總收入不到3000元，只能勉強夠徐文潘一個月的護理費用。現在，他們家已經欠了30多萬的外債了。
李強受傷后，在ICU病房住了20多天，其間最多的時候一天醫藥費要4000多元。病情略微穩定后，林芳將丈夫轉入了普通病房，但一周之后，因為感染再次進入ICU病房治療了十幾天。
從2012年8月16日入院，到今年4月19日出院，李強的醫藥費一共是24萬多元。林芳家庭并不富裕，她也沒有工作，兩個女兒還在上學。丈夫以前打散工攢了3萬多元錢，醫生曾提出李強腦部有積水，但需要交2萬多元，林芳只能放棄。
除了醫藥費，日常生活費用也是不小的開支，林芳已經先后向親朋好友借了25萬余元。今年4月份，無奈之下，林芳請老鄉幫忙將丈夫拉回了重慶老家。回家以來，林芳每天都要給丈夫熬中藥，一副藥從30元到60元不等，只能喝兩天。日常的伙食，林芳帶著女兒在自己的二哥家吃。
林芳的大女兒15歲了，李強出事前正在讀初三。事后，大女兒輟學了，林芳并非不心疼，“等爸爸好了能掙錢了，我們一定再送你去讀書。”大女兒曾提出出去打工掙錢，但最終因為父親需要人照顧而放棄了。
小女兒才9歲。前兩天，小女兒提出想買一雙涼鞋，“多便宜都可以，我的鞋子不能穿了。”林芳卻沒能答應，她數了數家里所有的錢，只剩下200多元，而這個錢“得給爸爸買藥”，小女兒哭著走開了。
女兒離開后，林芳給大哥打了電話希望再借點錢。她自己都記不清這是第幾次借錢了，也“不知道能借到哪一天”。
微弱希望的堅持
讓黃麗華感到欣慰的是，徐文潘現在已經有一些“意識”——左手可以輕微抖動。因為有好轉跡象，她很想再次將兒子送至醫院治療，但家里經濟條件讓這個愿望只能停留在心里了。
徐文潘出事后，由于肇事車系酒駕需負全責，司機被判賠付119萬元，但是給了2.5萬元后，就再也沒了下文。
不得已，徐耀文和黃麗華找到了當地的政府部門求助，也先后收到了各方的救助款，但“這些錢都是一次性的，可我們要照顧他很多年，后面的日子要我們怎么過啊？”
早在徐文潘出事故之前，家中已經為他辦理農村合作醫療，但醫療費并沒有得到報銷，“都說交通事故沒得報。”黃麗華說。
他們曾向當地申請低保，雖然家庭收入只有3000元，有一個需大量花費的“植物人”，但家中4個人的人均收入超過了相應標準，一直沒有結果。稍感安慰的是，徐文潘的殘疾證終于辦下來了，從下個月開始就可以領取每月幾百元的補貼。
現在，盡管已經能省就省、什么都買最便宜的了，徐文潘每個月的醫藥費和護理費加起來也需近3000元，家里的收入和支出一直處于負債的狀態。
說起將來，黃麗華說從來沒想過，因為“現在這樣都已經快過不下去了”。因為要照顧弟弟，徐文潘的姐姐一直都沒結婚，“也結不了婚，我們家都窮成這樣了，誰還看得上啊？”
黃麗華告訴記者，她曾經好幾次想到干脆自殺算了，后來還是放不下兒子，“我死了，我兒子還是只能等死。”為了防備她想不開，哥哥和周圍鄰居都打了招呼，希望“幫忙看著點，就怕她一時想不通”。
見到記者的前一天，林芳為李強穿衣服的時候，丈夫右手“好像抬了抬”。林芳高興得不得了，對丈夫說：“老公你是不是有知覺了？你眨眨眼睛或者點點頭好不好？”但丈夫再沒有任何反應。
讓林芳后悔的是當初沒有買保險。2011年，林芳曾打算給自己和丈夫各買一份人身保險，每人每年2950元，當林芳跟丈夫商量的時候，李強認為“太貴了”，最終退掉了單子。
丈夫出事后，林芳也曾嘗試過找政府尋求幫助。她本想辦理一份低保，但是因為哥哥一家三口和自己家同屬一個戶口，家中尚有3個勞動力，不滿足辦理低保的條件。最終民政局考慮到具體情況給予了林芳500元的救濟金。
丈夫本屬新農合的報銷范圍，但是需要先付清13萬元的住院費才能報銷，但林芳實在無法借到這么多錢了，這筆錢也就一直拖到現在都沒有報銷出來。
林芳告訴記者，盡管出事以來丈夫再沒有說過一句話，但她始終沒有放棄，希望他有一天能醒過來。但橫亙在她美好希望面前的，是這個毫無收入而支出巨大的家庭怎么維持下去。記者問她，她自己也答不上來，只說“先借著錢吧，走一步算一步”。
未來，用林芳的話來說，就是“白茫茫一片”。
希望能夠建立
社會保障機制
■專家觀點
目前大陸地區還沒有明確針對“植物人”的社會保障措施，只是在一些醫療保險中有部分涉及。但對這個需要長期、大量金錢來支撐的特殊病種，普通家庭還是難以承擔。
相對其他病種，很多“植物人”往往是因第三方責任事故造成的，不能得到報銷，而第三方的賠償往往又是一次性的或者很難拿到手，這都造成“植物人”家庭難以長期地維持，生存狀況非常困難。
另外，在民間社會救助這一塊，國內也沒有專門的“植物人”幫扶組織，仍處于一個真空狀態。
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陳俊拋告訴記者，他經常參加一些關于“植物人”的學術論壇，當每次聊到“植物人”家庭救助這一塊時，“大家都非常絕望”——因為這一塊的社會救助缺口太大，沒能找到一個合理的辦法來解決。
陳俊拋每年都會接觸到許多“植物人”家庭，“每一個都是傾家蕩產在堅持”。很多的人到最后只得無奈地告訴醫生，希望放棄治療，“因為實在堅持不下去了。”
相較之下，臺灣在這一方面較為成熟。由臺灣創世基金會牽頭，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之下，目前已經成立了近20家“植物人”安養院，一些福利院內也專門設置“植物人”專區。病患可以在安養院得到無償的照管，也可以由義工隊伍定期到家照管。
在“植物人”安養院和福利院“植物人”專區的設置上，官方甚至對一些非常細小的環節都做了詳細的規定，比如浴室和人數的比例應小于6：1等。
同時，關照“植物人”的話題在臺灣也比較活躍，每年都有很多人專門為“植物人”募捐的活動，許多一線娛樂明星也會進行義演來籌集資金。
對此，曾在2009年“兩會”期間提議案要求為“植物人”提供保障的的全國人大代表秦希燕律師表示，面對沉重的經濟負擔，一個小康家庭很快就會變得負債累累。對于農村家庭來說，更是砸鍋賣鐵也無法支付巨額的醫療費用。
秦希燕坦言，現階段還沒有明確的社會保障機制對“植物人”進行保障。他建議建立社會保障機制、建立“植物人”基金會，將“植物人”等重大傷殘納入醫療救助范疇；政府、社會建立專門的福利醫院等救治、護理機構；建立健全監督機構來對“植物人”的監護進行監督。
(南方日報)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