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會革新難題待解
一切與紅十字會有關的事件都首先被打上了問號。“百年老店”中國紅會如何重拾公眾信任，成為其自我革新的緊迫任務，如何完善制度建設、品牌管理、信息公開？或許，拯救紅會也是拯救中國的慈善組織與慈善事業
在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的官方網站上，5月27日，發出了一則招聘工作人員的公告。提出的應聘要求，無外乎身體健康、責任心強、具有團隊合作精神，等等。而針對微博編輯這一崗位，任職條件也只是強調了應聘者應具有組織協調能力、寫作表達能力等。
但作為紅會官微的“打理者”，僅僅具備這些顯然不夠，至少還得擁有一顆相對“強大”的內心。
增加微博粉絲量，是紅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上任后的一個心愿。
而從現在的情況看，趙白鴿不知該喜該憂。紅會新浪官微粉絲總數顯示23萬，只是若點開每條微博評論，看到的幾乎是滿屏罵聲，即便是6月16日發出的一條父親節祝福信息，得到的也是很多網友的一個字評價——“滾”！
“紅顏”禍水，陰霾不散
2011年夏天前，紅會在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的形象，即便談不上高大偉岸，至少也有一種被“善”籠罩的光輝。這一點，從2008年汶川地震時的一些數據，多少可以印證——當時，紅會曾創下籌款奇跡，累計收到用于汶川地震的國內外捐贈款物合計人民幣42.97億元。
與之相對應的，是紅會在汶川地震時的表現。他們緊急派遣6支醫療隊和2支心理救援隊趕赴災區。據不完全統計，各省級紅十字會共派出107批緊急救援隊、37批心理救援隊，為災區近23萬群眾提供了緊急的醫療救援服務……另外，紅會還充分發揮民間外交作用，協調安排德國紅十字野戰醫院和俄羅斯、日本、意大利等國家醫療隊180余人來華開展救援工作。這些行動為紅會贏得了巨大的聲譽。
然而，幾年之后的雅安地震，紅會表現依舊積極，但境遇卻有天壤之別。2013年4月20日雅安7.0級強震發生兩小時后，紅會派出第一支隊伍趕赴災區調查災情。當天傍晚，趙白鴿親自帶隊趕赴震中蘆山縣，指揮紅十字救援救災工作。
只是，這一次紅會收獲的并不是鼓勵與支持，而是無休止的質疑與責罵。喝倒彩的大拇指倒豎圖以及“滾”字，成了紅會微博評論中，最頻繁出現的字眼——無論其發布賑災信息，還是呼吁外界捐款。
而在最直觀的捐款數額上，據報道，截至4月20日當晚，紅會收到的捐款僅為14萬余元，而民間慈善組織代表壹基金則達到2240萬元，紅會捐款僅為壹基金的160分之一。
此后，類似的報道不斷見諸報端：深圳市紅十字會在當地蓮花山公園正門為雅安地震災區募集善款時，收到的市民善款寥寥無幾，公園門口游客人來人往，但許多市民見到捐款箱后選擇繞開或視而不見。而《小康》記者在張北縣地方紅會采訪時亦了解到，在雅安地震時他們只收到幾百元善款，而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則募捐到18.6萬元。
“三天毀掉一百年”，這曾是趙白鴿對1904年成立的中國紅十字會發出的一聲嘆息，其間包含的故事或許已不需贅言。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發人們對紅會的信任危機，此次危機甚至削弱了公眾對慈善事業的熱情。如今，“郭美美事件”已過去兩年，紅會數次否認與郭美美之間的關系，亦曾出具調查報告，試圖重塑紅會形象。然而，種種自救努力都收效甚微，紅會一直處在輿論風口浪尖。
在雅安地震救援中，紅會的表現其實并不差，但是如今一切與紅十字有關的事件都會被首先打上問號。一個只有10塊5毛的紅會捐款箱、一篇新聞通稿的“考察”措辭、一名穿著紅會馬甲衫記者所戴手表，都會引發了網民熱議。而關于紅會或真或假的消息，也被一一曝出：從涉嫌向臺灣紅會收500萬“進門費”，到中國紅十字會是不是“國際紅會成員”之爭；從“紅會工作人員災區采購藥品虛開高額發票”的老謠重炒，到藝術家汶川地震后8000萬定向捐款被挪用的問題披露……
而那個自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的郭美美，如今個人介紹一欄寫著商演、廣告、影視以及淘寶店地址。在她自己作為實拍模特的網店中，所售服裝最貴是500元連衣裙，最便宜是50元的包身短裙，店內所有貨品的銷售量均顯示“0”。而她新浪微博認證已不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或者說，她的微博已不再加V。
但在公眾心中，幾乎已把郭美美與紅會“無縫對接”，前者稍有風吹草動，大家必要將二者關聯。6月16日，郭美美在微博中發出前一日晚在澳門的奢華慶生派對組圖再引爭議。同一天，趙白鴿表示沒必要多講“郭美美事件”，因為紅會還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挑戰。
正如網友評價，當年的郭美美“開著瑪莎拉蒂撞向了紅十字會最痛的地方。”而這些痛處，才是問題的關鍵，或許也是趙白鴿所強調的“挑戰”，比如趙白鴿認為紅會應適應民眾需求，努力讓群眾滿意；另外紅會征集資金、使用資金、公布資金以及對效果評估等工作都以法律為準則，使得其工作既滿足群眾的需求又能在法律框架下有序開展。
自我革新，推進艱難
很顯然，紅會需要自我革新。無論步伐大小、成效如何，“郭美美事件”的確成了倒逼紅會改革的外因。
當年，郭美美這顆“粉紅手雷”引爆不久，趙白鴿由國家人口計生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調任紅會擔任常務副會長。此后趙白鴿一再表示，紅會的管理鏈條中必須形成共識：“要賺錢的，你就遠離。”
外界質疑紅會的透明度，紅會的改革也從這里開始。2011年7月，“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捐贈信息發布平臺”上線試運行，紅會本意是促進公開與透明，使公眾通過該平臺了解紅會的捐款管理、救災流程及監督管理等工作。比如在欄目設計上，進入頁面后首先可見捐贈查詢、項目查詢、財務收支審計報告等項目。點開捐贈查詢，可輸入捐贈人的姓名及時間、金額；點開項目查詢，則可看到收支數據、援助項目、項目查詢、相關資料等幾個選項，其內還包括子選項。
很遺憾，當年該網站的上線，并沒有給紅會的“自救”加分。
比如有網友表示，在捐贈查詢中輸入“李連杰”，出現3個結果，分別是2010年4月22日“李連杰玉樹賑災”捐贈，4月23日“李連杰”捐贈，8月30日，“李連杰壹基金計劃”捐贈，但都僅有區區數百元。而根據李連杰壹基金的工作小結，截至2010年4月22日，壹基金在青海玉樹震區捐贈物資的金額就超過了200萬元。
另外，還有網友認為，信息平臺公布的捐贈信息太過簡單，“應該把每一分錢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具體到單位，個人都應該列清楚，只說種類，并無意義。”
當時，紅會給出的說法是，此次上線肯定還有很多地方不完善，把它拋出來，是希望接受公眾的檢驗和批評建議——接受之后，公眾期待的，自然是那個“改變”。
到2013年6月，再次點開顯示“試運行”的捐贈信息發布平臺，可查的仍是青海玉樹地震災區捐款的有關情況，至于甘肅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等捐贈信息及善款使用仍顯示“建設中”。而同樣在捐贈查詢中輸入“李連杰”三個字，出現的仍是前述三個結果，金額分別為400元、300元、230元。
在紅會捐贈信息發布平臺上線不久，2011年11月趙白鴿曾作“慈善革命：都是‘郭美美’惹的禍？”的主題演講，表態“要深刻地反思”。
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紅會再次成為輿論靶心，網上甚至出現“捐你妹”這樣的調侃。
2012年9月，趙白鴿表示，紅會改革即將進入實質階段，計劃于2013年啟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當年10月中旬，紅會公開選拔官員，拉開醞釀一年多的改革序幕。紅十字會改革與發展課題組組長楊團稱，改革阻力很大，特別是去行政化要侵犯太多人既得利益，推進維艱。
2012年12月8日，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成立，公眾對“監督”二字的期待可想而知。只是，此后紅監會也被攪進紅會這趟渾水，當近日被曝出與紅會存在利益關系后，以監督為己任的紅監會，其本身的公信力也遭到民眾質疑。加之重查“郭美美事件”，紅監會亦未給出一個讓很多翹首以盼的人相對滿意的答案。
或許，我們不該惡意揣度紅會提出改革時的信念甚至決心，那很像一個知恥后勇者的最初爆發，尤其在很多細節之處，紅會的確在嘗試改變。比如“郭美美事件”后紅會傳聞頻發，而趙白鴿總會輾轉找到爆料人或媒體記者的電話，一一打電話過去，向其解釋事件原委。
就像當成都募捐箱內善款長毛事件在微博曝光，后又經《新京報》報道，紅會一時又成輿論漩渦。據悉，在外地出差的趙白鴿與報道記者異地通話一個多小時，聊事件本身，也聊紅會的問題和改革困境，卻沒有“以上對下”的要求。
只是，人們更關心的是，紅會最初的爆發式改革在現實的困境中會磨損多少、退讓多少，最終會留下幾分？
據2013年3月《新京報》的一篇報道，“成都募捐箱事件”曝光后一個多月，在2月5日的一次座談會上，趙白鴿梳理2012年四個公信力危機事件的應對時，一位記者當場“炮轟”：“成都募捐箱事件”你們就說要開展募捐箱的清理和整頓，現在一個多月過去了，為何遲遲沒有結果。你們總是說做了很多事，但在公眾關切的熱點事件上，實實在在地做出改變來，大家才能信服。否則，別總訴苦。
當時的趙白鴿據說有點尷尬。但在全部發言結束后，她還是表示，接受剛才那位媒體人的批評，全盤接受。只是，她依然沒有給出整頓的時間表。
消弭懸疑，公信重建
關于紅會改革，無論從其自身角度，還是專家媒體角度，都有過太多評述。
2013年6月，參加第五屆海峽論壇期間，趙白鴿曾就紅會如何建立新時期公信力、如何接受監督等問題接受采訪。她表示，紅會將接受法律監督、政府監督、社會監督和自我監督四方面的監督，而社會監督目前主要包括社會輿論監督及紅會社監會監督。
而從公眾角度而言，很多人還是希望，首先要把“郭美美事件”講個明白。
但時至今日，要重建紅會的信譽，恐怕不是一個重查“郭美美事件”就能挽救得了的。
《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在一篇媒體評論中直言：“在公眾已經根本不信任紅會的情況下，即使重查得出更多的隱秘，也無法使公眾重拾信任，甚至公眾還會懷疑重查過程。”
和鄧聿文持有同樣觀點的人很多。在他們看來，紅會的革新沒有贏得公眾喝彩，某種程度也在于它身份的模糊。紅會如何去行政化？鄧聿文在文中建議，在實踐中可以設置一個妥善的方案，但方向不應動搖。即便一時無法去行政化，也須從立法和監管上強制其在公開透明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最大程度地減少其官辦色彩。
某種程度上，一個組織的信譽和公信力取決于其是否公開透明，而與它的官方組織身份沒有直接關聯，“從這一角度看而不考慮中國特殊的環境，紅會是否去行政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做到獨立和透明。”因此，鄧聿文表示，目前政府可做的，是將紅會章程和管理制度向全社會公布，并建立問責機制，切實問責。紅會則須定期將募集款項、救助活動及善款使用情況向社會公開、公示，并將救助對象逐戶公布。審計部門也要強化對紅會的審計與督查，并把結果公之于眾。
鄧聿文的看法，多少也代表了輿論呼聲最高的關于紅會改革的三項具體措施——執行到位的信息公開、去行政化、向民間慈善組織分流。
只是如今的紅會，就像一個走過百年卻始終疏于維護的巨大機器。
其中重要一點，就是紅總會與地方紅會的關系。中國有數千個地方紅會。多年來，雖然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對地方紅會的人財物配置沒有任何決定權。但在普通人眼中，紅會就是一個整體的品牌。紅總會通過收回分會負責人的任命權，試圖約束地方分會。但考慮到地方分會與地方政府緊密的利益關聯，只怕難以真的奏效。“哪里出了事情，砰的一聲，直指總部，大家罵的是紅會這個統一體”，趙白鴿曾如此對媒體坦言，她甚至表示，自己的壓力一度達到難以承受。
“各地紅會的領導不是總會任命的，僅這一條，就亂了。大家都在用同一個平臺，任何一個線上的紅會出事兒，紅總會必須去回應，可平時你又沒有管理權限，管不了人，管不了業務。”公益組織壹基金秘書長楊鵬對《小康》記者表示，他接觸過的王汝鵬(中國紅十字會秘書長)們，“實際上是很想干事兒的人”，“但即便你很想干事兒，這事兒你做不到，就沒用。”
由是觀之，今日紅會所經歷的，并非孤立事件。如何完善制度建設、品牌管理、信息公開？某種程度上，拯救紅會也是在拯救中國的慈善組織、慈善事業，甚至還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
任何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紅會革新亦如此。
“紅會是一輛車，推著它前進遠比推倒它更有意義。”紅會社監會委員之一劉姝威，曾在自己的微博上感言。在與紅監會另一名委員王永一起提出“重查郭美美”事件后，紅監會亦卷入這場風波之中，令兩名倡議者始料未及。
5月31日，劉姝威又發布一條長微博，表示：貪官、庸官和無德的政治家都是老百姓的禍害。我們大家不論說什么，都是為紅會好，為國家好，為自己好。
文｜《小康》記者 羅嶼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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