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封面
“巡視組每到一地都要和100~200位干部談話，中央要求是，省級干部全部都要談話”
繼2013年5月17日中央巡視工作動員暨培訓會議召開之后，5月27日至6月3日的8天時間里，10個中央巡視組進駐各地的巡視工作動員會密集召開。
期間，5月的最后一天下午，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黑龍江林甸直屬庫發(fā)生火災。根據(jù)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下稱中儲糧)的通報，大火造成糧食損失價值約284萬元，儲糧資材損失23.9萬元，共計307.9萬元。
其實，網(wǎng)上的輿論將“5 31”突發(fā)事件與5月27日中央第一巡視組進駐中儲糧一事關聯(lián)起來議論紛紛。對此，《新京報》6月3日發(fā)表社論認為，兩件事本無關系，但輿論將二者聯(lián)系到一起，反映了民眾對中央巡視組的高期望值，“一直以來，囿于現(xiàn)實的、固有的利益格局，在反腐敗、監(jiān)督官員、改變作風等事關全局的問題上，民眾更愿意相信‘中央來人’。這也是民眾賦予中央巡視組以神秘色彩、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
民眾持續(xù)不減的期待被認為是對中央巡視組的提醒，即中儲糧糧庫大火暴露出的管理漏洞，其原因需要巡視組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注意。
此外，民眾“誤”將兩件事關聯(lián)，一定程度上源于對中央巡視組工作體系和巡視細節(jié)缺乏足夠了解。中央巡視組到底采取何種工作方式？本刊記者為此根據(jù)相關公開報道進行條分縷析，深入透視巡視工作內(nèi)情和各項環(huán)節(jié)，給讀者了解此次中央巡視組提供一個觀察指南。
收集街談巷議，不多開座談會
2013年6月5日，《現(xiàn)代快報》社評版發(fā)表一位署名江蘇甘田的縣紀委工作人員的文章，“中央巡視組聽街談巷議，這個辦法好。”
甘田在文中說：“街談巷議很多都是小道消息，因此很多人不把街談巷議當作一回事，可是現(xiàn)在我們看到中央巡視組把聽街談巷議當作掌握地方實情的一個方式，不能不由衷贊賞。”
“聽街談巷議，關注群眾議論的焦點”的細節(jié)闡述，并非此次中央巡視組的表態(tài)，而是源自2004年7月12日《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發(fā)表的一篇由中紀委、中組部第二巡視組撰述的《解密巡視工作要點》中的內(nèi)容。
該文提及：“領導干部的行為是否端正，一般都逃不脫群眾的眼睛。在一個地方群眾議論紛紛的事情，其背后往往隱藏著各種各樣的‘故事’。所以，群眾的議論往往為我們了解情況提供了重要信息。比如，有的地方群眾對領導干部‘傍大款’的議論較多，有的地方對領導干部子女經(jīng)商的問題反映也比較強烈。這些反映和議論都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有價值的信息，并在后來的巡視中也得到了證實。可見，群眾的議論不是空穴來風，一般都事出有因。”
收集“街談巷議”僅僅是中央巡視組了解地方實情的手段之一。2009年7月頒布的《中國共產(chǎn)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以下簡稱《巡視工作條例》)還賦予了巡視組9大權限：聽取工作匯報和有關部門的專題匯報；根據(jù)工作需要列席民主生活會和述職述廉會；受理反映問題的來信、來電、來訪等；召開聽取意見座談會；個別談話；調(diào)閱、復制有關文件、檔案、會議記錄等資料；民主測評、問卷調(diào)查；走訪調(diào)研；對專業(yè)性較強或者特別重要問題的了解，可以商請有關職能部門或者專業(yè)機構予以協(xié)助。
對于個別談話的方式，上述提及的《解密巡視工作要點》一文介紹，這是巡視組開始了解一個地方全面情況的基礎，“是一項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極其重要的工作。”文章說，尤其是那些在專事監(jiān)督職能部門的同志和剛從各種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老同志，是巡視組了解深層次問題的重要渠道，前者掌握的情況和線索比較多且具體可靠，后者思想包袱輕、顧慮少。
對于座談會的形式，根據(jù)有關披露，在巡視中，一般不過多地采用召開座談會的形式了解情況。“因為，大家在一起，顧慮較多，很難講出心里話，更不愿意涉及對某位領導同志的具體評價。”
另外，尚有其他各種努力，為查探實情創(chuàng)造條件。如，巡視組經(jīng)常風平浪靜地抵達巡視地，開完“說明來意、目的和檢查的重點、方式、工作安排”的見面會之后，迅速“隱身”，不再有任何報道，同時公布巡視組電話和信箱等聯(lián)系方式以收集各方舉報信息。
海量談話，問出真話
雖然有各種了解實情的路徑，但真正抓住真相仍是不易的。
早在2004年12月3日，時任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組長的任克禮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署名文章《要解決不講真話問題》，“一些干部對巡視組不講真話的現(xiàn)象比較普遍，主要表現(xiàn)是說成績多，講問題少，一些人即便在談問題時，也明顯帶有保留，甚或把問題當作成績來講。”
文章發(fā)表兩天后的2004年12月5日，任克禮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再次坦陳：“對黨和國家造成威脅的就是干部的腐敗和不講真話這兩個大問題。”并舉出實例，有些干部常常回避實質(zhì)問題，例如，有的干部上任后，舉債搞項目；搞項目就要征地、拆遷；征地、拆遷會引起老百姓集體上訪，最后，項目也被迫停下。但這些領導干部常常認為這不是個人問題。
巡視組也會遭遇貓與鼠的博弈游戲。一方面被巡視地區(qū)和單位對其隆重接待， 表示要大力配合巡視工作， 并提供一切工作條件；另一方面對巡視組的工作存有心理戒備， 對一些情況有意識地加以遮掩， 盡量展現(xiàn)其好的一面。
這都為探測實情增加了難度。由此，“問出真話”更加成為檢驗中央巡視組能否完成中央和民眾厚重期許的關鍵，重點談話對象的圈定和逐一問詢繼而成為一項重頭工作。
巡視組的談話對象，主要是副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干部，重點是省委、省政府兩個班子的成員，重中之重是兩個“一把手”。除了在職的省級領導和省直部門及中央駐地方廳級單位的“一把手”，還包括市(地、州)的黨政“一把手”、紀委書記、組織部長，另外退下來的副省級以上的老同志和部分退下來不久的省直部門的“一把手”也是談話對象。
對于各地具體的談話人數(shù)，任克禮在2004年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提到：“巡視組每到一地都要和100~200位干部談話。中央要求是，省級干部全部都要談話；也要找一些廳級干部、退休干部、企業(yè)領導、人大政協(xié)干部以及群眾逐個談。”
另一可估計此數(shù)據(jù)的例子是，2011年7月1日中央第五地方巡視組回訪天津市情況反饋會上透露，當年4月中旬到6月中旬的巡視回訪工作中，與180名領導干部進行了個別談話。
對于巡視時長，據(jù)從此前各地召開的巡視工作動員會中知悉，進駐湖北省的中央第二巡視組、進駐貴州省的第六巡視組、進駐江西省的第八巡視組均明確說明，將在當?shù)亍伴_展為期2個月左右的巡視工作”。
在巡視時間有限、巡查內(nèi)容繁重的情況下，對于不同的談話對象，巡視組的重點不同。比如《解密巡視工作要點》中介紹，對現(xiàn)職副省級以上領導干部，要談省委、省政府班子和成員在執(zhí)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廉政等情況，以及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情況；對其他層級干部，要求側(cè)重談現(xiàn)職領導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風、廉政以及他們的配偶子女就業(yè)等情況。
四大重任，一把寶劍
在王岐山強調(diào)的“貪腐”、“作風”、“政治紀律”、“用人”等四大工作重點之下，巡查內(nèi)容的明確性和契入點成為中央巡視組能否高效地打開局面的關鍵。
2013年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王岐山在出席中央巡視工作動員暨培訓會議上表示，要對領導干部報告?zhèn)€人有關事項進行抽查，提高巡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外界認為此項要求是中央授予巡視組的一把“尚方寶劍”。
目前已有于2010年7月11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zhèn)€人有關事項的規(guī)定》可供依循，其中第三條“領導干部應當報告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yè)等事項”、第四條“領導干部應當報告下列收入、房產(chǎn)、投資等事項”的規(guī)定中列舉有詳細條款。
此外，被巡視地區(qū)是否貫徹落實“八項規(guī)定”，亦成為巡視組今年工作的重項之一。
值得提及的是，2013年5月31日中紀委黨風政風監(jiān)督室主任許傳智透露，今年“五一”前，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領導班子成員在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帶領下，分別約談了53個中央國家機關的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檢查督促中央國家機關持之以恒落實八項規(guī)定，并已開始約談中央紀委委員和省(區(qū)、市)紀委書記。
對于違反八項規(guī)定行為適用紀律處分條例的解釋，中央紀委正在抓緊研究制定。據(jù)許傳智介紹，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全國已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的問題2665個，給予組織處理和黨政紀處分2290人次。
中央巡視組此行在糾察地方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四風”方面，有望取得成效。
除了每次巡視中央強調(diào)的重點任務之外，每一次巡視的常規(guī)性籌備包括：巡視前要了解被巡視地區(qū)、單位有關情況，制定巡視工作方案；進駐后，要通報巡視工作的計劃，要說明巡視目的和任務；巡視期間，要及時匯報嚴重違紀違法的問題、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嚴重影響工作問題、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重大事項等；巡視結(jié)束后，要寫巡視報告，并向被巡視地區(qū)、單位反饋，要提出改進意見；此外，還要回訪了解被巡視單位整改情況。
巡視組有哪些權力
要完成重托，除了拿到“尚方寶劍”外，到底手握哪些權力，成為中央巡視組發(fā)揮其真正效力的命脈所在。
2008年1月時任中紀委、中組部第二巡視組組長祁培文在接受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廳》專訪時談及：“巡視組既不是考察干部，也不同于查案子，但是它跟中紀委查辦案件、中組部考察干部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是一個重要的補充”。
祁培文舉例，巡視組發(fā)現(xiàn)案件線索，要馬上交給中紀委有關室去調(diào)查；巡視組發(fā)現(xiàn)了有一些人搞不廉潔，馬上由中紀委有關負責人跟他談話，亮黃牌，提警告；巡視組在地方發(fā)現(xiàn)了一些德才兼?zhèn)涞哪贻p干部，要給中組部建議。
由此可知，巡視組的“大權”在于，可以提供案件線索，但不去查案；可以建議，但不代替組織部去考察干部。“巡視組有了解權，沒有處理權。”祁培文說。
事實上，祁培文的概括正是在2009年的《巡視工作條例》第二十條中明確規(guī)定的內(nèi)容，即巡視組不干預被巡視地區(qū)、單位的正常工作，不查辦案件。
手握權力，被巡視的地方必不敢對巡視工作有所輕視，但仍有例外情況。祁培文曾透露他在某省巡視，有人給他寫信，“一句話，這個地方?jīng)]有你做的事兒，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沒有好下場。”另一種是“利誘”。祁培文回憶，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曾跟巡視組許諾“來天津你們想辦什么事就找我，市長辦不了的事，我都可以辦”。
然而威脅和利誘卻為巡視組提供了線索。李寶金的話引起巡視組極大懷疑，調(diào)查隨即展開，李寶金為數(shù)家企業(yè)牟取利益、挪用巨額公款等案情繼而浮出水面。
權力帶來權威和震懾力之外，也帶來了壓力。比如未能及時發(fā)現(xiàn)被巡視地的問題干部，是否屬于失職。
對此，祁培文曾直言：“我不敢說我們巡視過的那個地方絕對不會出問題，我只能說我努力了，我在那兒沒有敷衍了事。我到地方晚上老失眠，為什么呢？責任在那里，最后要說話，要說硬話，不能說模棱兩可的話，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有問題就是有問題。像李寶金這樣的人，我們就挺緊張，如果我們那會兒沒有這個覺悟，別人挖出來了，你說我這個臉往哪兒放？”
如何自律，誰來監(jiān)督
地方巡視組如何自律亦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2011年9月《新世紀周刊》披露，當年4月12日至5月9日，湖北省委第六巡視組在秭歸縣進行巡視，巡視組正式成員有9人，宜昌市陪同領導有4人。巡視組離開后，秭歸縣委辦公室向縣領導遞交報告，要求縣財政局報銷巡視組在秭歸期間的開支共計80.19萬元。包括接待費370193元、禮品113477元、外出考察費139921元、購置設備109888元和其他費用68491元等。
2011年9月12日，網(wǎng)上出現(xiàn)“巡視組在貧困縣花費80余萬元”的信息后，一時間輿論嘩然。湖北方面隨即成立聯(lián)合調(diào)查組，于9月13日上午赴秭歸縣進行調(diào)查。后公布調(diào)查結(jié)果：湖北省委第六巡視組在秭歸縣巡視期間，秭歸縣為巡視組開支住宿費18180元(不含巡視組按出差標準結(jié)算的住宿費用)、餐飲生活費57200元、辦公用品9900元、外出考察29171元。秭歸縣為巡視組購買的8套戶外防水運動服和運動鞋，巡視組成員在巡視期間已自付費用。巡視組未收受手機、照相機、平板電腦、襯衫、布鞋等其他物品禮品。網(wǎng)傳的“80萬元賬單”包含當?shù)仄渌矫骈_支，當?shù)匾匝惨暯M名義報銷其他費用的行為是錯誤的，湖北省紀委已責成當?shù)卣{(diào)查處理。第六巡視組在秭歸巡視期間存在紀律意識不強、自我要求不嚴、違反巡視工作規(guī)定的問題，湖北將進一步核實，分清責任，依紀依規(guī)嚴肅處理。省委巡視機構將以此為戒，嚴肅巡視紀律，開展內(nèi)部整頓，切實做到嚴格要求，主動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jiān)督。
查閱《巡視工作條例》，第五章內(nèi)容有對巡視組“紀律與責任”的詳細規(guī)定。
對于巡視工作人員的違紀現(xiàn)象，條例規(guī)定如果出現(xiàn)“利用巡視工作的便利謀取私利或者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等問題，處罰措施包括給予責令書面檢查、通報批評或者調(diào)整、免職、降職等組織處理；構成違紀的，按照有關規(guī)定給予紀律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瞭望東方周刊)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