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的全城搜尋動員，只等來兇犯的自首和孩子的死訊。面對只有2個月零7天的小皓博，周喜軍依然展現出了人性最黑暗的部分。在喪子之痛里煎熬的皓博的家人，5月27日等到了一審判決，周喜軍被判處死刑，算是還了他們一個公道，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僅僅1.7萬元的賠償，卻是另一種傷害。
許家林的小超市開在吉林建筑工程學院城建學院南門附近，從他家到超市，走路不到半小時，開車五六分鐘。超市已經開了五六年，車卻是2013年初才剛買的，一輛灰色的豐田越野車，花了13萬多元，輪轂上還系了紅布條。主要的還是為了進貨方便，許家林算過，“沒車的時候，每次進貨只能打車，車費就要花100多元”。
這個叫“為家”的小超市，是許家林白手起家的創業。他的老家在吉林地區的農村，2003年才進城到長春打工，時年24歲。他的妻子比他小兩歲，也來自農村，也是2003年到長春打工。他們前后腳地到了同一家公司，許家林記得很清楚：“我比她早來10天。”兩個適齡的年輕人，很快結婚成家，這讓個頭不高的許家林內心安定。“我不屬于長得帥的，我愛人也不屬于特別好看的，我們倆就是老實本分過日子的。”
他們婚后就有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許家林是滿族，按照政策，完全可以再生一個。不過他并沒有這樣迫切的愿望，他意識到的是未來生活的壓力，他想用自己的努力，給家人提供更好的條件，給孩子的將來更多保障。夫妻倆下定決心做點小生意，地點就選在城建學院附近。這里已經是長春市郊，鄰近四環路，房租物價各方面都比市中心便宜，還有穩定的學生客源。生意雖然小，起步還是很難的，許家林感慨：“反正一開始，我愛人跟著我沒少吃苦。”
五六年下來，小超市的生意上了軌道，他們在附近買了屬于自己的房子，把家里的老人接了過來，妻子的家人也在同一個小區買了房子，一家人相互幫襯，慢慢把根扎在了長春。日子平淡，卻踏實。隨著女兒一天天長大，也帶來了更多期盼。再生一個的想法，這些年在許家林心里越來越淡了，但他也明白，父親一直在盼孫子。2012年，妻子終于懷上了第二胎。這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寶寶，承載了老人們最傳統的期盼，身邊那些善于從肚皮形狀分辨男女的朋友，因此都不敢輕易下斷言，說得模棱兩可。許家林很明白，壓力最大的還是妻子。
2012年12月25日，謎底揭曉，真的是個男孩。“完全是驚喜。”許家林因此覺得一切都是吉兆，“我兒子是早上8點58分出生的，體重6斤8兩，生日還是圣誕節。”他們給孩子取名叫皓博。父母和妻子就不用說了，連已經10歲的女兒，也對皓博的到來，表現出了格外的歡喜。“從醫院回家以后，我女兒每天上學前，一定要到我們屋里看一下弟弟，放學回來第一件事情，也是找弟弟玩。我們給孩子換尿布什么的，她也在旁邊看著學，主動要來幫忙。我們都沒想到，她這么懂事，能這么喜歡弟弟。”
新添了個孩子，家里的人手就顯得不夠用了。超市里的事情，最少也需要兩個人，平時都是許家林夫妻倆在照看，許家林的父親因為早年腦血栓，留下了后遺癥，行動都不太方便，母親雖說可以里外幫把手，但更多的時間當然要照顧父親。所幸皓博出生的時候，也快到學校放寒假的日子，小超市每逢寒暑假本來就會關門兩個月，提前一點也不算有太大損失。可是兩個月之后學校開學，超市還是得開門做生意的，畢竟這是一家人的生活來源。
2月底，學生們陸續返校，按照慣例，開學頭兩周學生們要置辦新的生活必需品，是個很好的商機。但是許家林一直沒有招到合適的服務員，他心里也著急，跟家人討論過，妻子要來幫忙，他不同意。2月26日和27日，許家林一個人在超市里忙了兩天，做開業準備。到了3月，學校已經開學，還是沒有招到服務員。家人再次協商，許家林只能做出讓步，同意妻子來店里幫忙，皓博是母乳喂養，自然只能一起帶過來。許家林的超市隔壁，是他叔叔的小店，他們的計劃是，店里生意忙的時候，就暫時把孩子寄放到叔叔那里照看。
3月2日清早7點多，許家林第一次開車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為家”超市。他們到的時候，叔叔的店還沒開門。3月的長春還是冰雪的冬天，夫妻倆自己的店里沒有空調，靠的是燒爐子取暖的土暖氣。他們心疼孩子，想著還是等爐子生好，屋里的溫度上來了，再把孩子抱進屋。所以雖然夫妻倆都下了車，但車上的鑰匙沒有拔，車子的發動機還啟動著，他們覺得從家到超市就5分鐘，車子也就是剛啟動，如果拔了鑰匙鎖車，還是會凍著孩子。
兩個人輪流間隔幾分鐘就出去看一眼孩子的時候，店里來了一個高個子的生面孔，就是周喜軍。他很快就走了，夫妻倆也忘了這件事，后來努力回憶才想起來一點痕跡。許家林說：“他不是附近的居民，也不是學生，他說自己在學校門口等班車，外面太冷。我妻子還招呼他到爐子跟前坐更暖和，他在的時候，我應該還去車上看過一次孩子。”直到屋里暖和起來，把孩子抱下車，夫妻倆才算是安心了。
新學期的生意果然很好。3月2日忙了一天，許家林還是心疼妻子和孩子。3月3日，妻子和兒子留在家里，換成許家林的母親過來幫忙。這一天的生意更好，“日雜都賣光了”，完全超出了許家林備貨時的估算，這意味著3月4日他必須去上貨，當天店里的事情會更多，母親肯定吃不消，只能是妻子來幫忙。所以，3月4日早上，他第二次開車把妻子和皓博送到了超市。
跟3月2日一樣，夫妻倆先下車去生爐子，做準備，隔兩分鐘到車上看一眼。回想起來，許家林覺得這一天也有些奇怪。“剛剛7點，生意就特別好，從學校里出來了特別多的學生，忙不過來。”等到許家林再次出門去看孩子，與上一次的間隔就稍稍長了一點，“大概過了六七分鐘”。一出門，車不見了，“當時心就跳得不行了”。許家林說這些的時候，頭就低了下去，直勾勾地看著地面。“整個人都蒙了。剛開始還想著是不是別人開玩笑，看我把孩子放車上又沒鎖車，想給我個教訓。可是怎么可能單純是開玩笑呢，事實就是孩子和車都丟了。”
3月4日7點07分，許家林報警。他報了兩次警，后來還打電話到交通廣播電臺求助。最近的派出所就在城建學院正門斜對面的小區里。10分鐘后警察趕到，許家林努力冷靜下來陳述他所能提供的一切細節。他對于偷車盜賊的行蹤做了一個推斷：“這個賊偷了車以后，一定會往城外逃，早高峰城里到處堵車，他往市內走就是死路。我們這個位置，往西過去剛好有三條出城的路。而且我開車過來，停車的時候，車頭朝的方向就是西邊，他偷車要掉頭動靜太大，肯定是直接順著車頭的方向開過去了。”這些推斷，他跟警察說過很多次，但他覺得“根本沒有得到警察的重視”。“警察讓我不要多管，說他們有自己辦案的方法。”
從3月4日早晨7點07分開始的等待，是許家林和家人這一輩子從未經受過的煎熬和懊悔。他們通過電臺廣播，做出了各種讓步：“只要孩子平安，我們車都不要了，不追究了。”他們也不是大富之家，開超市起早摸黑，早上五六點開門，晚上23點到零點關門，掙的是干凈的辛苦錢，買車的13萬元，也是這樣攢下來的。他們想不出還有什么辦法，只能寄希望于人性里的善念，“希望偷車的人能放過一個兩個月的孩子”。他們始終陷在自責里：“也怪我們自己，為什么要把孩子一個人放在車上，可是我們真沒想到這樣會害了孩子。”
偷車的人，就是3月2日來過超市的陌生人周喜軍。他是個退伍軍人，老家在公主嶺。2002年以副團級的身份轉業自主擇業時38歲，部隊一次性給了他6萬元，每個月還會定期給他津貼，這種退伍自主擇業的津貼，陸續漲過好幾次。到了2013年，周喜軍就算什么都不做，每個月賬戶里按時按點都有固定的5200元錢。這個數額，已經遠遠高于長春市一兩千元的平均工資。2006年他貸款買了東方之珠小區的一套房子，2011年已經還完了房貸。
但這種生活，與周喜軍自己的預期還是有差距。5月27日的庭審，他在法庭上陳述，說自己就是“虛榮”，“想過有面子的生活”。從部隊轉業之后，他的婚姻出現了問題，2003年離婚，兒子判給了前妻。兒子的精神狀況有問題，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是周喜軍似乎并沒有因此愿意對兒子承擔更多責任，2005和2007年，他兩次被兒子告上法庭，原因都是追討撫養費。他在這10年里，換過3份工作，都跟銷售有關，每次辭職的原因都差不多，不能完成相應的銷售任務。只不過，和普通人相比，就算失業在家，他的生活也不成問題，因為有固定的津貼。
2012年12月底，周喜軍再婚，妻子是一個藥業公司的普通員工。婚后，他們并沒有住在周喜軍買的房子里，而是把這個房子租了出去，搬到了一個新竣工的軍區的社區租住。這個社區比他買的房子高檔許多，小區的業主大都是副團級以上身份。周喜軍搬過來的時候，還是有車的，是上一份工作里公司配給他跑銷售用的，完不成任務辭職之后，車也就沒有了，這成了周喜軍的心結，他在訊問筆錄里陳述，他就是“想有一輛車”，沒有車很不方便。
3月2日那天，周喜軍到離家很遠的城建學院，其實是等班車去新公司面試的。2月26日，許家林在超市準備營業事宜的時候，周喜軍到長春市人才市場去填了一份應聘表格，新公司讓他3月2日去面試，公司的班車9點經停城建學院北門。周喜軍去得很早，7點就到了，在等車的時候，看到了許家林的車，也看到了車上有個孩子，他甚至還主動到超市里跟許氏夫婦攀談了。事后從附近的監控攝像頭調到的影像，8點50分周喜軍上了一輛白色面包車，9點05分離開。也就是意味著，他在許家林的超市附近，逗留了將近兩個小時。根據周喜軍的訊問筆錄和當庭陳述，這一天，他已經盯上了這輛嶄新的豐田越野車，車上還有個孩子，并不是他的考慮重點。
3月2日的面試并不成功，新公司拒絕了他。3月3日，許家林的妻兒沒有來超市，周喜軍也沒有來。3月4日，許家林只能讓妻子帶著孩子過來，而周喜軍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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