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基層醫療體系的中堅力量，龐大的村醫群體卻在近年陷入了困境
今年，是鄉村醫生石占起堅守在河北省秦皇島市盧龍縣邵家峪村衛生室崗位上的第47年。64歲的他，頭發花白，右眼有輕微的白內障。
“(政府)一旦解決村醫養老問題，我馬上退休，一分鐘都不想干了。”他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6月20日，石占起作為當地鄉村醫生的一員，參加了由盧龍縣衛生局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主要圍繞著鄉村醫生的養老保障問題展開，卻最終只給出了模糊的解決期限——“遲早會解決”。 “再耗下去，我們就成‘地下工作者’了。”與石占起同行的一位鄉村醫生蹲在地上，雙手抱住頭說。
村醫們期待著“遲早解決”的時間能盡快到來。但盧水鎮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在上面沒有具體政策的情況下，(村醫)養老保障不可能解決”。
對于“上面”一詞的含義，該工作人員解釋，起碼是地市級，比如秦皇島市。
而據法治周末記者了解，目前全國僅有北京、浙江、江蘇等少數地區解決了鄉村醫生養老保障問題。
昔日風光的“赤腳醫生”
那時當上村醫并不容易，“得托關系、走門子才行”
隨著盧龍縣縣衛生局召開的這次會議結束，對石占起而言，另一個逐漸到來的日子，對他而言也意義重大。
這個日子，是6月26日。
48年前，也就是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這一席話，后來被稱為“六·二六”指示。當年，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衛生部黨委提出《關于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
“赤腳醫生”應運而生。所謂的“赤腳醫生”，就是走家串戶、半農半醫的衛生員。
時至今日，“赤腳醫生”的名號已經逐漸被人們淡忘。而由其演化而來的鄉村醫生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卻仍然在四處奔忙。
石占起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小學畢業后，他師承當地一位老中醫。1966年8月，他成為邵家峪村衛生室的一名鄉村醫生。
據石占起回憶，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當地鄉村醫生的工資實行工分制。從工分制度上看，與一般人相比，村醫顯然是份體面的工作。“當時，群眾每天勞動得10個工分，鄉村醫生可以拿十二個工分，每月另加3元工資補助，略高于鄉村教師。”
因此，那時當上村醫并不容易，“得托關系、走門子才行”。
彼時的風光景象，令幾十年后的石占起再次提及時，嘴角仍然不自覺地翹起。
隨著農村合作社體制的逐步解體，鄉村醫生“拿工分”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看病賺錢”。
這一改變，使一部分醫術不夠火候的村醫被淘汰，而石占起卻迎來了事業的黃金期。
忙碌，成為石占起形容自己當時工作狀況唯一的詞匯——不僅要在村衛生室坐班，一旦有急診，他還得背起藥箱，蹬著自行車出診。
“太忙了，不僅有本村的病人，還有外村的。每天我只能吃一頓正經飯。”他說。
昔日的“富村醫”石占起并非孤例。
來自江蘇省豐縣的村醫岳增虎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有一天晚上，我出了7次診。后來，到人家家門口敲了門，等對方開門時，我已經倚在門框上睡著了。”
值得欣慰的是，忙碌的工作可以換來相應的回報。當時，縣里有的醫生一個月收入不過68元，但石占起比他們“高得多”。這種差距，使得在面對一些醫院的邀請時，石占起也沒有離開自己工作的鄉村。
然而，石占起等村醫的“高收入”，卻在2003年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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