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好弟不得不承認，他還是不夠了解中國。這不是他能熟練地使用“主席的話兒記心上”，就能做到的事。
即使被稱作“非洲紅歌王”，他仍然要面對一個難以理解的邏輯：政府旨在改進工作作風的努力，讓他的“紅歌生意”涼了下來。
操著一口流利漢語的黑人小伙好弟知道李雙江，會唱他的《小小竹排江中游》，甚至知道李雙江的兒子。
好弟身高1.86米，體重足有一百多公斤，走在街上像一座黑色的山。不時會有人指著他后背說：這不就是那個唱紅歌的黑人嗎！
這種效應他已經享受了好久。自從2011年5月18日，他的經紀公司給他錄了一段視頻放到網上，名氣和商業機會同時蹭蹭地漲起來。這個1985年生的黑人小伙子一身綠軍裝，在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下高唱《主席的話兒記心上》，還喊上一嗓子：“大家好，我是紅歌王好弟，祝共產黨90歲生日快樂”，瞬間轟動網絡。
之后，他又帶著《小小竹排江中游》等紅歌，報名參加江西衛視的《中國紅歌會》，取得第六名的好成績；參加《星光大道》，獲得月冠軍。演出合約紛至沓來。
然而，好光景剛剛一年多，“冬天”迅速降臨。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中國所有的黨政部門隨即全部出臺各種執行細則，官方出資的演出基本叫停。
“這是中國！別廢話！”
5年前，他還沒有“好弟”這個名字，親戚們更多地叫他Steven。這個很英國式的名字是因為他祖國的歷史——尼日利亞曾被英國殖民，至今英語仍是官方語言。他剛到中國來的時候，就在酒吧唱英文歌，跟他哥哥郝歌的起點一樣。
事實上，“好弟”這個中文名字就是為了跟“郝歌”沾點兒光。給他起這個名字的人于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做牧師的父親生了他們七個孩子，七個人走的路各不相同。老大郝歌是數學碩士，老四好弟是個藥店店員，還在裁縫鋪打工做衣服，是中國讓他們兄弟殊途同歸。
郝歌從小就加入了教堂唱詩班，拿到碩士學位后在鄰國利比里亞做了一段航空工程師，辭職干樂隊。父親為此宣布和他斷絕關系，直到他在中國登臺演出的節目通過CCTV4被全家看到，態度方才軟化。
他的成功影響了弟弟。在好弟第一次來中國的2007年，郝歌已經熬出了頭，跟韓紅在當年央視春晚對唱了一首《在那遙遠的地方》，還成為《星光大道》年度亞軍，演藝生涯攀上頂點。
在中國唱英文歌是絕對不行的——這是郝歌給弟弟的第一個親身教訓。2002年，郝歌被一個河南人忽悠到鄭州來，在他的酒店唱英文歌，越唱他發現越不是這么回事兒。人氣慘淡，報酬極少，他們幾個非洲人被安排到一個沒有電視、沒有暖氣的房間。然后又被賣給一家酒吧。
郝歌強調，是“賣給”。今天的他一提到這段往事，仍會怒發沖冠：“你以為你是帶了一幫奴隸嗎？英國人已經這么干過了，你們中國人也想來這么一下？對不起，我是開玩笑。”
在決定回國的歸途中，郝歌偶然去了北京一家音樂酒吧，發現“原來中國的音樂在這里”，留下不走了。日后，他靠在這家酒吧演唱，被劉歡看中，收為簽約歌手。
受哥哥影響，好弟來中國的第一站就是北京。
盡管相差12歲，但他和哥哥一樣，對中國的印象只有兩個人：毛澤東，李小龍。中文一句也不會講。2008年，他正式到中國來開始演藝事業，參加于欣組建的“五洲唱響樂團”，也上了“星光大道”，得到年度第四的不錯成績。他用中文唱“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字正腔圓。畢福劍夸獎他：你唱得很好！你叫什么名字？他聳聳肩：Sorry。
真正留在中國，好弟才知道有多難。
按尼日利亞的風俗，用左手是不能遞東西的。“這是去你大爺的意思。”可偏偏有一天，老板于欣用左手遞給他一件東西。他說：大哥，你換個手，用這個手我不接……
“這是中國！別廢話！”老板沒理他。
可是，當收到于欣讓他學唱京劇《鍘美案》的時候，他還是驚呆了。幾個小時內，他發了幾十條短信大罵于欣。“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欺負外國人？”
“我覺得他唱包拯最合適啊，都不用化裝，額頭上貼個月牙就行了。”于欣的思路非常精準：一切服從于商業價值。
不服從不行。“你嘗試過吃九個月蛋炒飯的滋味嗎？”好弟豎起一根彎曲的食指，表示“9”。這是今天他很愿意提起的一樁往事。
進入2011年，好弟的機會終于來了：紅歌。
紅歌改變命運
2011年5月18日，于欣給好弟錄了一段視頻，放到網上。那首著名的《主席的話兒記心上》。
于欣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讓好弟唱紅歌，純粹出于商業考慮。“外國人唱紅歌，尤其一個黑人唱紅歌，路子不一樣。”
學紅歌比京劇簡單多了。于欣讓好弟學《鍘美案》，得一點點解釋，比如“鍘案”，好弟不懂，要說成“桌子”才行。紅歌通俗易懂，“黨就是太陽，這多簡單”。
一開始好弟很不習慣，甚至有些惶恐：在中國，難道軍裝可以隨便穿？在非洲這樣會有麻煩的，我要是因為穿軍裝被抓了怎么辦……直到他自己被那段視頻的點擊率嚇得目瞪口呆：七位數！這是真的嗎？他迅速報名參加了江西衛視的《中國紅歌會》，在南昌待了整整兩個月。
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他。每天早起、排練、開嗓子的習慣，他到這時才有。一個月后，他敢唱《小小竹排江中游》這樣比較高亢的歌了。
他的臺風也被改變了。在臺上唱《映山紅》，“夜半三更喲，盼天明”，他興之所至，模仿邁克爾·杰克遜轉了一個圈。現場的嘉賓嚴肅地告訴他：好弟，你這樣唱是不行的，你要用那種嚴肅的感覺唱。他悚然，這才回去查資料，去理解每一首紅歌到底有怎樣的背景。
“比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開始唱這個歌，唱了以后，我自己都熱愛中國共產黨。”
他半夜找來電影《閃閃的紅星》，看了一個晚上。上網一查，知道了《小小竹排江中游》的原唱者——中國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音樂教育家李雙江。
雖然好弟最后在《中國紅歌會》止步六強，但名氣已成。于欣去南昌看他，打了三輛出租車，有兩輛車的司機都知道好弟。剛到北京時他在酒吧唱英文歌，唱三四個小時才給三百五十塊錢。唱了紅歌，他的出場費已攀升至五萬左右。靠紅歌，他還拿下了《星光大道》月冠軍，跟哥哥郝歌當年的年度亞軍差不多了。
于欣本來還有力度更大的推手。他讓好弟拍了個視頻，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想趁中日釣魚島爭端時放到網上，結果幾個視頻網站的編輯都不敢放，怕出事。
他只好自己寫了一首《釣魚島是中國的》，放到網上。
隨著好弟的名氣越來越大，一些商業演出想找他和哥哥同臺演出，但沒有一個如愿。
有記者問及此事，好弟的回答很乖巧：“因為我哥哥的水平太高了。”而從不唱紅歌的郝歌對南方周末記者則回答：“我都給拒絕了……我們在音樂上和生活上，路都不一樣。”
“大不了一直喝水喝到飽”
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好弟出名沒多久，形勢突變。2012年初，好弟的紅歌生意遭遇當頭一棒。重慶事件對全國紅歌需求態勢的影響非常明顯。
到了這一年的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
一個月內，全國有二十多個省份出臺了針對“八項規定”的實施細則，每一個部門、每一級組織，都在想各種各樣的執行手段。陜西洋縣縣委組織部為“八項規定”下發的文件，細致到“午飯不準宰殺活禽”和“宣傳文字稿不超過400字，電視新聞報道不超過1分鐘”的地步；而江蘇泰州2013年舉辦的新春茶話會，文藝演出的6個節目全部請“草根”演員，沒有請一個明星。
“你知道，現在政府出錢的演出都不讓辦了。”郝歌的經紀人王晟熙昱無奈地說，他的演出下降了三成左右，現在只能接到商業演出。
“八項規定”令演出市場整體下降三成——這也是中國演藝聯盟秘書長、中華演出網CEO田志輝的估計。而以紅歌為主打的好弟，遭受的打擊更嚴重。他的演出下降了六成到八成，連帶于欣的整個“五洲唱響樂團”生意都不好。往年樂團1月份有23場演出，2013年1月份只有6場。
田志輝倒認為，“八項規定”禁止政府出錢搞演出，有助于演出市場的健康。“政府出資，可以說不計成本，把歌手的價格抬得很高，尤其那些唱紅歌的民歌演員。另外，它辦的演出都是免費送票，這樣又沖擊了正常賣票的商業演出市場。”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從2009年的新中國成立60周年到2011年的建黨90周年，是全國紅歌演出的高峰期。好弟只趕上了一個尾巴。
無論想通與否，日子還得過。
于欣一邊在祈禱“冬天”趕緊結束，一邊找人給好弟寫了一首新歌，叫《黑人兄弟》。思路還是一如既往的精準，“習主席一上臺先去的非洲訪問。(我們)推這個還是比較合適。”
盡管一時不順，中國并未虧待好弟，至少從體重上看是這樣。5年的中國生活，他胖了四十多斤。
好弟以前對中國很多無法理解的地方，現在也適應了。“假如說吃飯，一個領導要來，要等他，他先到，他先讓你，你才能吃。我都餓得不行，為什么要等一個人呢？人到了，他們又開始聊天，聊了半天，什么時候開始吃？你自己不能動手，必須他說你吃才能吃。現在我習慣了，大不了一直喝水喝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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