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的“城鎮化”思路
從學術研究到執政實踐，有關“城鎮化”的思考一直是他的關注點之一
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參加審議時，再一次提到了要“同步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形成經濟發展新格局”。
據新華社報道，李克強在發言中表示，“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是新型四化的必然要求。要順應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大趨勢，在增強城鎮承載能力的同時，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使農民工在城里安居樂業，使現代農業得到更大發展，實現良性互動。”
這應是李克強在2013年兩會開幕之后，有關“城鎮化”的最新一次表態。正是因為中央高層的一再倡導，“城鎮化”一詞已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成為各級官員和輿論關注的熱點。
記者梳理李克強的從政經歷發現，從學術研究到執政實踐，有關“城鎮化”的思考一直是他的關注點之一。
“人的城鎮化”
在此次兩會召開之前，輿論已在熱議“城鎮化”---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強調的“新型城鎮化”，與以往的城鎮化有何區別？
2013年新年過后不久，李克強到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時，首次明確表示：“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
李克強說，要走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不能人為“造城”，要實現產業發展和城鎮建設融合，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鎮。要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提供市場，實現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
此后，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成為媒體報道熱點。
事實上，這不是李克強第一次強調城鎮化的目的在于“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2012年11月，他在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時明確指出：“我們推進城鎮化，是要走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路子，要保證糧食安全。”
對于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而言，保證糧食安全無疑關系重大。2012年9月7日，李克強在中組部、國家行政學院和國家發改委聯合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上講話時表示：保障糧食安全是城鎮化發展的基礎。我國的城鎮化，是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協調推進的城鎮化。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任何時候都要立足自己解決糧食問題，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這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也是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
李克強除了強調城鎮化要以保證糧食安全為基礎、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之外，對推進城鎮化需要破解的問題也多有具體闡述。
2012年4月，李克強在《求是》雜志刊文談及城鎮化需要破解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圍繞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戶籍和社會管理、資源支撐和生態環保等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表示，上述問題的妥善化解，決定著未來新型城鎮化能否成功。
對于推進城鎮化的意義，李克強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這是擴大內需的潛力所在。
2012年7月，李克強在武漢聽取湖北省負責人關于發展長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議的匯報時說，城鎮化是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依托。
2011年12月15日，李克強在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時表示，“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于城鎮化。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富余勞動力，城鎮化蘊涵的內需潛力巨大。”
2010年6月24日，李克強在上海會見市委書記市長“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專題培訓班全體學員時表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促進發展最大的潛力也在城鎮化。我國城鎮化提升的空間還很大，推進城鎮化必將有效拉動市場需求，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009年12月，正值我國經濟依然面臨國際金融危機考驗時，李克強在廣東考察時強調，把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擴大國內需求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抓手，為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開拓新空間，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增添新動力。
碩士論文首提“城市化”
據此前新華社發布的“中共高層新陣容”人物特稿介紹，盡管李克強當時已身居要職，仍先后攻讀北大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
李克強的碩士論文《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被老師厲以寧編入《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一書。
記者翻閱這篇論文發現，李克強分析了我國建國后到70年代末的工業化發展歷程后認為，這20多年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是犧牲農業實現的，或者說采用了農業向工業增長支付費用的方式。這使得農民的負擔過重；農村不僅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而且城市與農村的差距擴大。
作者在文章中寫道：如果說這種工業化的方式在工業增長方面是成功的話，那么在帶動農村經濟的變革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改造方面卻是失敗的。
文章進而分析，隨著我國80年代初鄉鎮企業的崛起，使得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發生歷史性的變革，呈現出以農村工業部門為代表的近代工業系統和農業系統、現代工業系統并存的“三元結構”。
在這篇論文中，李克強已經多次提到“城市化”的概念。他分析“城市化”的意義時認為，實現結構轉換的最根本問題之一，在于占我國人口80%的農村居民的現代化。如果沒有人口不斷地較大規模地向城市轉移，農村工業部門效率低下、技術落后、信息閉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變。這就需要根據農村工業部門趨向于集中分布的產業特點，因勢利導，使農村人口順乎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并不失時機地進行交通運輸等設施的建設，逐步發展為中小城市。
隨后，李克強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的《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對于“城市化”的分析更進一步：城市化的實現可以看作是三元結構轉換成為一元結構的最終標志。但在中國的特定條件下， 城市化的滯后發展又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因為城市化的費用高昂和農村人口的絕對數量過大。
李克強注意到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系。他寫到：“城市化的逐步推進及其所促進的農村工業部門自身產業結構的變化，從根本上說有利于我國農村工業化從‘數量型’過渡到‘質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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