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協和“輻射致癌”調查
醫療設備的猛增帶來了醫用輻射這個副作用，而醫院及醫護人員淡薄的防護意識則可能把這個副作用放大
2013年1月中旬，武漢協和醫院麻醉科醫生休息時間排演的《麻醉style》風靡網絡。
麻醉科很歡樂，而彼時的婦產科卻烏云密布。2013年1月7日，婦產科的孫慧蘭、趙虹、董衛紅三位女教授接連被確診為甲狀腺癌。
集中患癌是偶然嗎？在外科大樓四樓工作的婦產科女教授們開始懷疑，這或許與樓上骨科手術室的醫用設備電離輻射有關。“6年里，該受到多大輻射啊。”想起這些，孫慧蘭至今還覺得害怕。
被確診后，三位患者的家屬與院方領導6次交涉后無果。2013年2月16日，春節后上班的第一天，女醫生們一紙舉報信遞到了湖北省衛生廳。
由于對湖北省衛生廳和醫院的回復依然不滿意，2013年2月18日晚，一封求助信發到了有“打假斗士”之稱的方舟子手中。
事件開始迅速發酵。
同發甲狀腺癌
被診斷為患甲狀腺癌的孫慧蘭、趙虹、董衛紅三位婦產科女教授同事多年，在相同的手術室工作時間最長，結果“同一群體、同一時期、同一手術室、同一人體部位患癌，無一人幸免”。這讓她們感到有些蹊蹺，但一時之間又說不清哪里不對勁。
一晃數天過去了，經院內同事提醒，孫慧蘭等人想起了幾年前有關樓上骨科手術室放射防護不到位的傳言。難道是樓上手術室醫用裝備放射線穿透樓板致樓下大夫患癌？
患癌女教授趙虹的家屬李生(化名)還對《望東方周刊》透露了他們調查到的另外幾個案例：前不久婦產科還確診了幾起病例，一位脫發脫眉的男教授也請假了；前兩年婦產科也有兩位醫生患甲狀腺癌；干部保健科也有5名患甲狀腺癌的醫護，事后院方移走了安裝在附近的一臺放射設備。”
于是，孫慧蘭等3人開始查詢文獻、法規、新聞報道案例等資料。越來越多的信息讓她們相信，這并非偶然。2013年1月10日，三位女教授的家屬開始找院方領導，希望院方加強放射防護，查明原因給出解釋。但三位家屬對這第一次與院方領導的交涉并不滿意。
1月10日上午，武漢協和醫院放射防護領導小組恰好召開了會議，會上對2012年醫院放射防護工作情況進行了討論，提出下一階段工作要明確流程和職責、保護職工利益、以人為本，同時對防護措施改進，注重防護崗位職工的培訓，做好統計工作。這是目前唯一能見到的院方領導在醫院內部會議上的公開表態。
其后的二十余天時間里，家屬們又接連4次找到院方相關領導，沒有取得進展。
2013年2月5日，武漢協和醫院院長王國斌又與各家屬進行了一次單獨面談，相互之間仍然沒有達成一致。
《望東方周刊》了解到，3人因各人的實際情況而提出不同訴求：44歲的孫慧蘭正值專業提升的黃金年齡，48歲的董衛紅是婦產科黨委書記，55歲的趙虹已經臨近退休。趙虹想提前辦理正式退休，孫慧蘭則想調到稍輕松的門診。
患者家屬考慮到患者后期治療需要巨額醫藥費，在交涉過程中，曾提出讓院方各補償300萬元的要求，遭到拒絕。
趙虹的家屬李生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的訴求是醫院加強管理，維護醫務人員從業安全，查找婦產科集中患癌的真實合理的說法。再者就是要求院方做好手術費報銷、重新安排工作以及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都需賠償等善后措施。
“即便先不談是誰的責任，即便是出于人道主義也好，也得有賠償，因為甲狀腺癌后期還要終生服藥，同時還有復發風險，身心俱損。”李生對《望東方周刊》說。
但據本刊了解，目前患病女大夫與院方已經沒有接觸，原因是“談崩了”。
“醫院領導頂多承認‘有做得不周的地方’。甚至一位副院長說，要是把X射線和甲狀腺癌二者關系搞明白，就能得諾貝爾獎。”李生說。
2013年2月16日，春節后第一天上班，患者家屬將起草好的舉報信發到了湖北省衛生廳公布的官方網絡郵箱里。自此以后，這起糾紛開始走出武漢協和，走向公開化。
“如果院方態度稍微好一些，也不至于走到今天這一步。”孫慧蘭對《望東方周刊》說。湖北省衛生廳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證實：“2月16日，我們接到信訪件。17日領導批示，18日我們擬定了調查方案，19日專家調查組進入協和現場調查和實地檢測。調查結果顯示正常。”
也就是說，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療設備檢測結果符合國標要求。
誰是誰非
對于湖北省衛生廳的調查結果，三位病患及家屬并不認同，并對專家組頗有微詞。
“我們作為舉報人，至今沒有看到檢測的具體結果或者報告。官方說調查過程中有婦產科人員陪同檢測，但當陪同人員提出讓檢測人員把儀器舉高以便離樓板近一些時，遭到拒絕。”
這時，身為婦產科黨委書記的董衛紅退出。
2013年2月18日，孫慧蘭和趙虹的家屬起草了一封救助信并發給了“打假斗士”方舟子。
2月20日夜間，方舟子在搜狐微博曝料了這封求助信“武漢協和醫院發生嚴重放射事故造成多名女教授集體患癌”。第二天一大早，李生的電話就被各地媒體打得發燙。
武漢協和醫院隨即發布百余字官方聲明反駁網絡傳言，稱網帖所述“與客觀事實嚴重不符”。隨后患癌女大夫孫慧蘭在其實名認證微博上，轉發方舟子的長微博稱，“這是事實，請大家轉發。”
接著，湖北省衛生廳公布了《“協和醫院女教授集體患癌”事情的調查結果》指出，武漢協和醫院手術室無放射性核素，工作場所及周邊環境輻射水平符合國標要求。院方也稱，僅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間，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就進行了3次嚴格檢測，協和醫院外科大樓手術室環境輻射水平符合國標要求。
武漢協和醫院找出院內相關專家出面解釋“射線不是甲狀腺癌發病主因，更不是唯一原因。”
李生則表示，“這個專家的公開說法與之前私下說法明顯有不同。”
院方聲明中稱其“一直按照國家衛生、環保行政部門要求，依法開展相關放射診療活動。”而2010年1月，湖北省環保廳曾對武漢協和醫院進行過輻射安全與防護管理情況督察，提出了6條整改意見，不過未見公布后續整改落實情況。
在求助信里，患者家屬稱這些年來武漢協和發生“令人觸目驚心的放射衛生防護的違法行為”。四層25號手術室是婦產科的剖腹產手術室，6年多來有約20000個嬰兒在此降生，但是院方領導始終對正上方對著的五層4號骨科手術室是否有放射許可證閃爍其詞。
“這些幼小、可愛、無辜孩子的身體受到X光輻射了嗎？這后果是何等的令人膽顫心驚啊！”
有人懷疑官方在四層檢測的時候，五層手術室放射設備關機。在一次與患者家屬的交涉中，武漢協和醫院醫務辦公室主任孫暉對此表示，疾控中心的小組來檢測的時候，“在1-2小時期間，不停地曝光，頻率超過平時手術時候的曝光強度。”
湖北省衛生廳的檢測結果顯示，武漢協和醫院相關場所和周邊的輻射水平處于正常的本底水平區間當中。但是從醫務人員集體患癌的客觀事實來看，“情況的確有些異常”，現已經要求武漢協和醫院組織相關國內外專家對此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二者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同時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
舉證難題
2013年2月26日，湖北省環保廳給《望東方周刊》的書面回應，在主要觀點上和之前湖北省衛生廳、武漢協和醫院的回應一致，但沒有提及2010年1月督察后武漢協和醫院的整改落實情況。
本刊掌握的材料顯示，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于2009年第一季度對武漢協和醫院放射工作人員個人劑量監測結果顯示，絕大多數人結果較低，但其中一人的監測值為3.10mSv，結果明顯偏高。
湖北省環保廳回應稱，“骨科醫生近3年個人劑量監測值每年都低于0.5mSv”。
此外，患者家屬還對外科大樓五層骨科手術室的樓板厚度提出強烈質疑。
湖北省衛生廳的調查結果顯示，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技師馬新興“根據協和醫院外科樓設計圖紙”得出結論，外科樓五層2、3號手術室樓板 “150mm現澆混凝土+20mm水泥層足以對移動式C型臂X射線機產生的X射線進行屏蔽。”
湖北省環保廳稱，“外科大樓四層和五層之間的樓板結構為150mm厚的C50混凝土外加20mm厚(比例為1：3)的水泥砂漿涂層。”五層相關骨科手術室的“移動C臂X線機”開機工作狀態時，其對下方四層婦科日常工作的對應手術室輻射空氣吸收劑量率滿足國標要求，不存在協和醫院發生放射性事故的情況。
患者家屬卻對《望東方周刊》指稱，在與院方交涉過程中，武漢協和醫院院方領導曾稱樓板厚度是150mm和170mm兩種。而患者家屬通過自己渠道得知，樓板厚度只有130mm和150mm兩種。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輻射防護與核安全醫學所副主任技師歐向明對《望東方周刊》表示，“無論是170mm、150mm，還是130mm都不能一概而論，要看實測的鉛當量。至于水泥樓板，不僅要看厚度，也要看密度。”
李生等患者家屬還對醫院手術室和醫用放射設備的許可存在質疑，他對《望東方周刊》說：“醫院做了防護層的手術室究竟有幾間？為什么骨科放射手術多時可以隨意臨時安排到其它手術室做？”
他們曾要求查看相關材料，遭到院方拒絕。
武漢協和醫院沒有回應本刊的采訪。
武漢協和醫院黨委宣傳部部長黃冬香在電話里稱，因身體不適在休假，相關信息以聲明為準。黨委辦公室工作人員則稱，相關信息“以省內媒體發布的為準”。
本刊根據公開的招標文件僅能獲知，醫院于2012年對部分場所或設備的確做過更新，但具體施工時間沒能獲知。
在求助信里，患者稱“電離輻射是其(甲狀腺癌)發生唯一明確的病因”。職業性放射性疾病里已經包括“放射性甲狀腺疾病”。對于醫務人員來說，這是否屬于職業性放射性疾病？孫慧蘭等人有過疑問，但遇到明顯的舉證尷尬。
“的確有很多文獻資料證明射線照射與甲狀腺癌有關。但是我們屬于‘公眾照射’而患病，我們個人沒有放射劑量的常規檢測，提供不了職業病舉證所需的數值。”孫慧蘭對《望東方周刊》表示。
她感嘆現在面臨著很大的舉證困難。她看到前幾年陜西某市醫院有過醫護人員患甲狀腺癌的案例，后來獲得了賠償，但是具體是以什么理由賠償卻不得而知，“不排除是出于人道主義賠償。”
孫慧蘭等三位醫生還指責院方存在種種問題，比如各級領導對放射危害認識極端薄弱，管理混亂，擅自擴大放射許可范圍，長期非法開展放射手術等。
此外，她們還曝光了一些醫院潛規則，比如醫務人員為規避醫療糾紛，往往“每臺手術根據需要曝光幾次甚至幾十次。”本刊檢索得知，不少科研人員在文獻中，都已經提到了這些潛規則，但超劑量照射、重復照射、誤照射等做法明顯違背國際通行的“輻射防護三原則”，也會對患者造成射線傷害，甚至也曾有人員傷亡的醫療事故發生。
放射性醫用設備兇猛
孫慧蘭強烈要求院方公布手術室的放射診療許可、三次檢測的詳細報告，以及設備的配置許可記錄。她聽說院方曾經在調查小組來之前，封存了一些醫用設備，但無從證實。
實際上，在新醫改之前，各地各級醫院風靡盲目建設、大量配置新設備。新醫改之后，在多重因素誘導下，基層醫療機構的設備配置也呈井噴式增長。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醫用放射診療設備。
盡管國家各級衛生管理部門一直對醫用設備配置采取監督管理、規劃，依舊很難遏制這股勢頭。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醫械部主任蔡天智對《望東方周刊》表示：“國家對公立醫院的設備配置要求嚴格一些，對民營醫院就相對松一些，基本上可以想買就買。”
曾有學者研究稱，一些醫院的高新設備擁有量幾近趕超英美發達國家水平，甚至是其數倍。在醫院經濟利益和技術的雙重驅動下，各醫院競相配置先進設備，導致中國居民以較低的經濟水平享用著不相匹配的超前醫療條件。
這些設備數量同時也帶來了副產物---醫用輻射。由于放射防護工作的不夠到位、不夠重視，深陷醫用輻射其中的不僅是公眾，也包括醫生。
醫用輻射已成為中國居民中最大的人工電離輻射來源。超劑量照射、重復照射和誤照射所導致的放射事故，甚至于造成人員傷亡的醫療事故也曾多次發生。此次武漢協和醫院女醫生集中患甲狀腺癌，患者指稱的疑似真兇正是骨科手術室的移動式C臂X射線機。
2010年發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2007年底我國1434家醫院擁有醫用電磁輻射設備2073臺；867家醫院擁有4213枚放射源(密封放射源)；26599家醫院擁有56036臺醫用射線裝置。同期，武漢市的普查公報顯示，20家醫院擁有醫用電磁輻射設備37臺；10家醫院擁有22枚放射源(密封放射源)；213家醫院擁有478 臺醫用射線裝置。
然而，下面這組數字則反映出一些機構和人員對放射防護的薄弱意識。
《2009年中國衛生事業發展情況簡報》顯示，2009年全國醫療機構放射防護重點監督檢查中，共檢查放射診療機構47820家，違法情況占19.4%。開展放射診療活動的醫療機構中持有效《放射診療許可證》的比率為69.9%，放射工作人員持證率為82.5%，培訓率為78.5%，個人劑量監測率為78.6%，職業健康體檢率為81.3%。診療設備檢測率65.4%。
廣州市政協委員陳少華在調查了廣州幾家大醫院影像科之后，發現目前濫用X射線檢查的現象在不少醫院都存在。大部分醫院對病人“沒有任何防護”。
孫慧蘭因為沒有劑量監測結果而面臨舉證難題，但是那些持有劑量牌的放射工作人員也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重視放射防護。據了解，2009年武漢協和醫院依照國家規定曾組織放射工作人員體檢，但是在醫務處的再三要求下，部分科室的放射工作人員仍然不愿前去體檢。在2011年7月再次組織體檢的時候，院方不得已以暫停發放放射衛生津貼相逼迫。
（記者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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