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資產通過投資移民的方式轉移到國外，自己仍在國內經商，已日漸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給你一個機會，你會移民么？”如果把這個問題拋給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答案會是什么？
“溫州民營企業家中，有意向辦理投資移民、正在辦理和已經辦理移民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提供的數字有點觸目驚心。
70%，這個數字跟《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的數據不謀而合。這份由中國銀行私人銀行部聯合胡潤研究院發布的白皮書提到，在對全國18個重點城市千萬元級別以上富人發放980份有效問卷調查后，統計顯示60%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請移民，其中中國東部和南部被調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超過70%。
另外一組數字在一定程度上則能說明，近些年有意向移民的人數在增加：根據公安部網站公布的近年來通過審核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即移民中介)名單，2006年，全國只有485家移民中介，這個數字在2009年變為589家，2011年則為730家，且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江蘇、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地區。
然而吊詭的是，法治周末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些移民的商人絕大部分都選擇了“移民不移居”，即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資產通過投資移民的方式轉移到國外，自己仍在國內經商。也因此，這部分商人有了一個統一的代號：“裸商”。
不遺余力地拿到別國的綠卡或國籍，同時又堅持留在國內做生意，“裸商”們緣何作出這種選擇？
求安心
周德文每天都在跟企業家打交道，不少企業家會跟他商量怎么移民、移民到哪個國家。
他看到有的企業家為了更好地拓展國際業務而移民，因為獲得國外綠卡后，出國更為便利，談生意會更加方便；或者是獲得外國國籍后，以外商的身份在國內可以享受各種投資和貿易優惠。有的企業家是為了讓子女有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或者給家人一個好的生活環境、養老環境而選擇移民。也有的企業家由于身上存在“原罪”，即在創業初期有偷稅漏稅的情況，或者利潤的來源依賴于某屆政府的某個官員，他們擔心某一天原罪被曝光或者自己依附的某位官員出了問題，自己“苦心經營”的事業付之東流，從而選擇移民，并把資產提前轉移出去。
去年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時，還有媒體報道有人甚至通過騙貸去投資移民，不過這畢竟是極少數案例。
但近幾年關于民營企業家移民的原因，周德文卻有一種強烈的感受：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因為不安心而進行投資移民的人數在增多。
“他們希望留在國內繼續發展，但是又擔心政策的不穩定性造成資產損失，比如山西煤改中，不少溫商投資的小煤礦在新政策之下被迫關停或者被大煤企兼并，投資遭受損失。他們更擔心自己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擔心自己的財富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受到威脅。有時候，一個不負責任的小官就能把一個企業整垮。”周德文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因為這些原因，一些商人開始尋求通過投資移民的方式，讓自己更加安心。”
其中“裸商”彭林就是如此。
2010年，彭林最終決定移民加拿大。導火索是，他的一塊價值過億元的土地，被當地有勢力的高利貸公司看上。高利貸公司通過偽造借款合同的方式，向法院起訴彭林，要求彭林償還借款，法院判彭林敗訴，并且迅速以低價將地塊拍賣給一家與該高利貸公司有關聯關系的企業。
上訴、找媒體曝光，一切都無濟于事，換來的是彭林以及家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脅。
失望、失眠、痛苦、焦慮之下，彭林選擇移民到華人較多的新加坡，并盡可能地把閑錢轉移到新加坡，免得這些錢因為一些不可預料的因素歸零。
“這兩年國內對于私權保護的法治環境的現狀，是影響企業家移民的重要因素。我們經常說用法律保護個人的財產不受侵犯，但是作為律師，我們很多時候也無能為力。”北京投資移民律師網首席律師孫長剛在做業務的過程中，得出了如此結論。
然而，已過不惑之年的彭林及妻子，由于語言問題，完全在國外生活、工作依然比較困難。全家在國外的花銷又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而在中國畢竟還是積累了多年的市場和人脈資源。所以彭林現在的狀態是，把全家移民到新加坡，并逐步把國內的閑置資產轉移出去，在新加坡投資一些房產，分散在國內的投資風險，然后讓國內的生意保持現狀，在資金缺乏的時候適當壓縮產業規模，同時再尋找新的賺錢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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