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實際上，當年在翼城試點的目的，卻在于“摸索出一條‘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國式的計劃生育道路來”。
馮才山回憶，在1978年以后，全國各地已在嚴格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難度相當大，為什么叫‘推行’，老百姓不愿意，得‘推’著他做。”
在北冶村做了30多年計生員的孫學武，在試點以前，被村里人恨得牙癢癢，走在路上形同陌路，家里不是拖拉機輪胎被割就是電線被剪斷或者豬圈里的豬被藥死。就連兒子媳婦因意外一氧化碳中毒去世，也被村里人罵作報應。
“試點以前，那真是‘敵我矛盾’啊，現在退休好幾年了，還有人記恨著我當年罰過他們50元錢的事呢。”孫學武感慨地說。
試點以后，孫學武的工作開展起來好了很多，近十年來，隨著村民觀念的轉變，計生工作越來越好做，他與村民的矛盾也大大緩解。
允許有條件地生育二胎，試點的初衷迅速見效——試點前，全縣36名計生助理員，已有八九人因工作難度太大想改行，試點開始不久，全部都安了心。
不宜推廣？
當年試行與全國“一胎化“政策不同的地方，其實并不止翼城縣一家。
1985年，翼城縣特批成為全國第一個二胎試點后，又陸續有十幾個地方獲批，包括山西大同市新榮區、遼寧長海縣、黑龍江黑河市、山東長島縣、廣東南海縣、廣西龍勝各民族自治縣、甘肅酒泉市和徽縣、青海源豐縣以及寧夏同心縣。
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最終只有翼城縣一直堅持了下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計劃生育試驗中的“孤本”——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對于試點的效果，當時大家都沒有把握。在翼城縣試點的第二年，1986年12月，在全國計生工作會議上，國務院領導談及“兩晚一間隔”試點時曾作過表態“如果經過10年，證明這種辦法人口增長率并沒有提高，那就是一個很好的政策，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政策”。
此番表態，給了當時試點的倡導者和執行者很高的期待。
盡管此后，翼城縣無數次用數據證明了它的成功，但它卻始終無法突圍，就連將這一政策擴大到臨汾地區的努力都沒有奏效。
據報道，包括中國人口學會和國家計生委多年來都去考察過這些試點，最后總結都是一句話——效果很好，但不宜推廣。
當時，試點都是在悄無聲息地進行，各個地方悶頭做事。
“要求我們遵循三不原則，不宣傳、不報道、不推廣。”馮才山說。有一次他到省里參加一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發言材料里寫了試點政策的內容，主辦方后來將這部分文字全部刪掉了。
1987年，11個試點地區的研討會在翼城召開，會議內容，被列為秘密，不允許公開。
翼城縣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走過了20年，甚至都被當地的民眾逐漸淡忘。直到近幾年來，放開二胎的呼聲漸高，它的塵封往事才又被翻開。
無論是后來前赴后繼跑到翼城縣做調研的學者，還是當地計生部門的工作人員，都認為，翼城模式最寶貴的經驗實際上是解決了多孩生育的問題，由于更接近百姓需求，也大大降低了計生工作的難度。但他們也承認，隨著環境的變化，翼城縣“兩晚一間隔”模式已錯失推廣的最佳時機。
臨汾市計生委負責人分析說，目前包括山西省在內的許多省農村地區都實行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個是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加上各種符合條件的再生育的情況，實際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家庭不能生二胎，這導致翼城縣的試點優勢正在不斷減弱。
就連翼城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也認為，沒有推廣并不意外，因為試點本身就是一個偶然疊加的結果，不具備可復制性。但翼城縣實驗的意義卻不容置疑。
第一，翼城縣農民平均生育兩個孩子，其人口增長水平還低于全國，說明全國的農民也平均生了兩個孩子。第二，翼城縣和全國的人口增長說明，老百姓在寬松的政策下不一定多生孩子，在嚴緊的政策下也沒有少生孩子。第三，這樣的結果表明，人口變動是一個客觀過程，生育政策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沒有對人口過程發揮多大的調節作用。
從如今的形勢來看，梁中堂認為，已經不是該不該推廣翼城經驗的問題，而是把自由生育權交還給人民，讓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生育。
無論生育政策如何流變，22年前，吉芳就獨生子一個，知道可以生第二胎也堅決不生：“看孩子他爹，弟兄4個，窮成什么樣兒了，弟弟結婚時連房子都供不上。”
這也是現在北冶村許多村民的想法，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上學、就業、房子從來不像現在這樣成為如此沉重的負擔——“少生快富”，這個幾十年前喊得響亮卻根本無法阻擋超生大軍規模的口號，終于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被接受了。（記者 陳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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