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國家計生委工作的張曉彤和中國人口情報中心的馬瀛通很看重梁中堂的報告，在重新測算后，他們又給國務院寫了《人口控制與人口政策中的若干問題》報告，認為晚育加間隔可行。他們還更正了梁中堂推算的時間，進一步建議在2000年以后，城鄉都可以采用此法，并最好以計劃生育法頒行以加強政策的穩定性。
報告經國務院領導批示后送呈胡耀邦，胡耀邦作了親筆批示，稱“這是一份認真動了腦筋，很有見地的報告”，并要求有關部門測算后，代中央起草一個新的文件，經書記處、政治局討論后發出。
后來，國家計生委同意由梁中堂在山西選擇一兩個縣試行“兩晚一間隔”的辦法。
原定試點放在晉城市的高平縣，但時任山西省計生委主任拍板定在翼城縣——這是個當時計劃生育戰線上的先進縣。不過，梁中堂到翼城縣調研時，干部意見也不統一，后來還是當時的縣委書記武伯琴極力支持，才最終得以確定。
當年還是鄉鎮一把手的馮才山記得，當時把他們集中到縣里，“兩晚一間隔”模式的奠基者梁中堂在會上講他的新理論，把下面聽講的干部們都聽得大吃一驚：“居然還有這樣大膽的，敢跟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公開叫板？！”
會場上的干部們比較普遍擔心的是，現在只許生一個都不好控制，如果允許生兩個，豈不是天下大亂？
當時已對計劃生育工作深感頭痛的干部卻很快發現，越到基層，梁中堂的辦法越受稱贊，傳達到村一級時，大家都覺得“這個辦法好”，因為老百姓容易接受。
試點效果
1985年，翼城縣人大出臺了《翼城縣計劃生育試行規定》、縣委縣政府下發了《翼城縣計劃生育試行規定實施細則》，次年，“兩晚一間隔”在翼城縣全面鋪開。
后來當了翼城縣計生委主任12年的馮才山那時很快就發現，基層計劃生育的工作量一下就上去了，以前是一刀切的一胎化，1985年以后既要管什么時候結婚、什么時候生育，還要管理生二胎的間隔時間。
馮才山說：“一開始幾年還要不斷給老百姓解釋，他們認為既然允許生二孩，你管我什么時候生第二個，100年是四代人還是五代人的問題，他們不明白。”
試點政策的效果在第二年就開始凸顯出來，晚婚率一下子就從1985年的37.3%飆升到1986年的81.24%，第一胎的晚育率更是高達93.3%。
即使是試點，翼城縣仍然面臨著計劃生育同樣的考核標準，當時定下的目標是到2000年時全縣人口控制在30萬。
1985年7月，翼城縣做了一份人口發展測算表，預計在2000年，全縣總人口為30033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全縣人口303258。
翼城縣15年有條件地放開二胎，用事實證明，人口并沒有出現不可控的增長。
不僅如此，多年來，翼城縣無論是其人口出生率還是人口自然增長率，都在逐年下降，并且年年低于全國和山西省的水平。
以精確數據的2006年為例，翼城縣、山西、全國的人口出生率分別為8.76‰，11.48‰，12.09‰；人口自然增長率則分別為3.8‰，5.75‰，5.28‰。
梁中堂曾用一句話來概括翼城縣27年的試點效果，即翼城縣在每一個時點上的統計數據都要比全國、全省和全市的平均水平好。
他同時指出，這個結果并不是“兩晚一間隔”的政策使然。他在1988年做的一次1%人口抽樣調查說明，當時不僅晚婚晚育不是統計數據反映的那樣執行得很好，而且早婚、多胎都還占一定的比例。
但是，即使這樣，翼城縣的人口發展數據還是比全國的好。這是為什么？
梁中堂認為，這恰恰說明了人口的出生率有其客觀規律性，生育是每一個家庭的實際生活，它要受到許許多多的條件制約，遠不是政府制定目標和指標可以限制的事情。
今年才23歲的續燕霞，已是準媽媽，她與丈夫商量好，打算只生一個孩子，不論男女。
她說自己出生的年代多數家庭都是兩個小孩，現在年代不同了，一個能養好就可以，而且男女都一樣：“做B超我們也從不問是男是女。”
翼城縣王莊鄉主管計生工作的副鄉長王永亮告訴法治周末記者，該鄉現有獨生子女戶1680多戶，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一個女孩。
“觀念跟著時代變化，加上國家和省里獎勵政策的增多，現在很多家庭都主動放棄了生第二胎的指標。”王永亮說。
當然，這些都是后來研究者發現的各種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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