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理由是“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綁架了中國的教育制度”。這種指責是無中生有。當代中國教育的目標一直是培養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文化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培養出一批知識分子也是教育的應有之義，是國家進步繁榮的重要條件。沒有知識分子，“神九”怎么上天，“蛟龍”怎么下海?為什么要把知識分子跟我國的教育目標對立起來?

　　文章的重心也許是為了引出最后一條現實理由：一些知識分子是微博上的禍害，散發“破壞社會穩定的謠言”。所以，應該“取消知識分子身上不應有的特殊光環，取消知識分子是特種人群的超法律社會待遇和社會優越感”。試問，在微博上發言難道不是人人都有的權利嗎?這算是知識分子享受的“超法律社會待遇”嗎?而且，有什么證據顯示在微博上傳謠的都是知識分子?有什么證據顯示知識分子有“社會優越感”?我看現在富二代的社會優越感比知識分子強多了。

　　不分青紅皂白地打擊知識分子的年代已經離我們遠去。我們絕不能讓歷史的悲劇在中國重演。(環球時報 謝文 ) 

　　付克友：“知道分子”不是知識分子

　　《環球時報》日前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該文建議“取消知識分子的稱謂”，稱如今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歷史地位和歷史責任，隨著時代演變已經發生根本變化，適時改變稱謂，是適應潮流之舉。

　　其實，某個社會階層和特定人群的稱謂，內涵發生變化再正常不過。比如，所謂“老板”“小姐”等稱謂，在20年之間已經面目全非。不過，卻沒有人覺得應取消“老板”“小姐”這些稱謂。當然有些稱謂顯得不合時宜，比如有專家學者呼吁取消“農民工”稱謂，但它是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所謂取消“農民工”本質是要告別城鄉二元體制，尚有合理性與進步性存焉。“取消”知識分子稱謂，又所為何來呢?

　　是的，如今的“知識分子”似乎太多了。在中國習慣的語境中，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指擁有知識和專業技能，并以此為生的腦力勞動者。據說擁有專業知識的人群已經占勞動人口的60%以上———既然大家都成了知識分子，還要這個稱謂干什么?用“教師”“作家”“工程師”等來指稱不是更準確么?

　　其實，這樣的“知識分子”不過是一種“智識分子”或者“知道分子”，即知識的擁有與運用者。而知識分子不僅是“知道分子”，他們還是思想的生產與傳播者，是需要介入公共生活、影響社會進程的人。我們要“知道分子”，更要知識分子。

　　以前將“知道分子”與知識分子混為一談，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獲取知識的成本太高，能夠擁有知識的人太少，有知識的階層當然就天降大任。中國古代的“士”或“士大夫”階層大約就相當于今天的知識分子，他們位居士、農、工、商“四民之首”。1949年后，所有的腦力勞動者和專業技術人士都被冠以知識分子稱號，被作為與工人、農民、士兵并列的四大勞動者階層之一。如今，隨著高等教育普及，知識傳播手段增加，獲取成本降低，“知道分子”當然也就越來越多。

　　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內涵其實已經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時代進步與社會分工的結果，即真正的知識分子從“知道分子”的大軍中分離出來。而古代“士大夫”身上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則需要保留下來。美國學者薩伊德認為知識分子“以代表為業”，稱知識分子“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按照作家楊照的說法，知識分子就是以知識力量介入社會，影響社會的人。無疑，這要求知識分子要具有充分的人文情懷和社會責任感。比如，愛因斯坦就不僅是一位科學家，也作為知識分子而存在，從公共事務到人類社會的命運，都有許多遠超專業領域的意見。

　　不得不說，我們的知識分子還沒有完成這個社會分工的過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可謂求賢若渴———對這樣的稀缺資源，要加倍善待才對。

　　至于說知識分子這個稱謂“是舊文化、舊觀念、舊意識的殘羹剩飯”，從公民中劃分“知識分子”這種人群，人們的社會地位、社會價值、社會尊嚴“因知識被分裂，被扭曲，被丑化”云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知識分子畢竟只是一個稱謂，在公民權利上無所謂高低貴賤。如果說目前的知識分子形象不佳，那么只是因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太少，濫竽充數者較多;如果說知識分子能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與聲望，那么也是源于他們能堅守社會良知、承擔社會責任。(成都商報 付克友) 

　　知識分子在哪里?

　　“哥利亞德”傳統

　　19世紀的法國和俄羅斯貢獻了知識分子的兩個精神源頭，而西方“知識分子”一詞最早出現在12世紀，指那些以思想或傳授思想為職業的教士群體，他們努力為自己的身份尋找稱呼以代替“教士”和“哲人”。

　　知識分子在12世紀的城市誕生，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團體是“哥利亞德”。就像今天的“公知”一樣，“哥利亞德”一詞在當時也被一些人妖魔化。主教大會和宗教會議裁決他們是流浪漢、浪子、花花公子、小丑、冒牌大學生，既輕蔑又驚恐地關注他們;另一些人則滿懷欣喜，將他們視為反封建的革命性的開放階層。

　　“哥利亞德”反對僧侶和貴族，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性解放，他們創作的諷刺詩流傳至今。作為貧困的離經叛道者，“哥利亞德”寧愿當雜耍藝人和小丑，也不愿接受教會的薪俸。這個群體的杰出代表是阿貝拉爾，他是12世紀第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知識分子，也是第一個有影響力的教授，阿貝拉爾與愛洛依絲凄婉的愛情故事，成為西方文學的經典“原型”。

　　批評與叛逆的“哥利亞德”，是西方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所謂“波西米亞”精神，正是這個傳統的延伸。那些唯唯諾諾、明哲保身的人，那些以滿腔熱情向權貴獻媚的人，那些沒有起碼的悲憫情懷的人，那些在天災人禍時打擊反思并惡意調侃的人，那些在公共事件突發時第一時間急忙以“辟謠”為名撲滅真相的人，那些為了獲得項目和經費、為了得到獎項和榮譽、為了獲得職務和職稱的提升，而“創造性”地制造謊言或幫助論證謊言的人，不配稱為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