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中小學培訓市場中，培訓機構也許是最尷尬的角色。在一片喊打聲中，這些小升初“拼爹”現象最直接的始作俑者，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我們學校今年的日子恐怕不大好過。”40歲的劉建軍（化名）憂心忡忡地說。原本是特級教師的他，在幾年前小升初培訓剛開始紅火時，辭去教職來到目前這家培訓機構，希望能在公司上市時分一杯羹。但幾年下來，公司的發展沒想到卻越來越舉步維艱，現在連至關重要的“推優”名額，都岌岌可危。
應該說，在此之前，劉所在的公司與北京某著名中學的合作還算是愉快的。學校以師資和品牌入股公司成為董事會的大股東，而公司則靠學校的品牌和名牌教師的口碑，以及擁有“推優”名額的暗示，在外地的電視臺和報紙大做廣告，辦分校，招學生。
這個模式的缺點是，推優名額總是有限的，不可能隨著招生越來越多而無限制增長；但優點也顯而易見：簡單，來錢快。盡管公司的發展受到了一些限制，但真金白銀卻是實打實的，公司甚至還用預收的培訓費，在過去幾年北京蒸蒸日上的房地產市場上，狠狠賺了一筆。
事實上，這樣的“資本運作”在北京很多現金充裕的小升初培訓機構中并不鮮見。例如，在紐交所上市的學而思，去年花3.9億在北京買了一處7500平米的寫字樓；而今年2月又傳出消息說，同在紐交所上市的新東方斥資10億買下北京中關村25000平米的“歐美匯”。
既然是生意，便沒有永遠的朋友。幾天前媒體曝光的一個“天價小升初培訓”名單里，劉建軍所在的機構也被點了名，在公司緊急召開的董事會上，校方提出三點要求：一是要保證現金流，以防再給學校抹黑；二是外地招生不能再打學校的旗號；三是推優名額要減少。
這并不是媒體第一次曝光培訓機構與學校間的曖昧關系。過去幾年里，每到五六月小升初培訓班招新的考試季節，都有媒體指名道姓點出具體的機構和學校，害得很多培訓機構發放考試通知，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一種被外界稱為“密電”的方式。
現在的劉建軍有些無所適從。公司管理層已經獲知，招生的“冠名權”和被分流的推優名額，已經到了學校的另一位“老關系”手里，后者正在加緊招兵買馬。可以預想的是，學校與“老關系”合辦的新公司成立之時，就是劉所在公司“失寵”之日。
最尷尬的角色
在整個中小學培訓市場中，培訓機構也許是最尷尬的角色。
一方面， 小升初的“天價培訓”確實存在。據德勤報告預測，2012年中國教育市場將達到9600億元人民幣，而根據IDC報告，2011年至2014年中國輔導市場規模有望達到240億美元至330億美元，2011年至2013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1%。
這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于“小升初”等被稱為“K12”的中小學課外輔導。21世紀教育研究院日前就全國“小升初”學生的狀況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小升初”擇校熱在全國仍較為普遍。在被調查者中，51%的小孩為“小升初”參加奧數培優累計超三年，57%的小孩參加“小升初”占坑班超兩個。這絕對耗資不菲。德勤一位管理人士此前曾估算，北京約有八成學生接受中小學課外輔導，這需要花掉一個年收入10萬的家庭每年1/3的收入。
但另一方面，在全國數萬家中小學同步輔導培訓機構中，卻只培育出了寥寥4家上市企業。由于高企不下的運營和營銷費用，它們中的相當一部分甚至是虧損的，這導致該行業的整合程度極低—新東方、學而思、學大、安博，以及還未上市的巨人，該項業務營收加在一起，還不到整個市場的2%。這一點上，它們甚至不如標準化程度極低的中餐連鎖。
而無法在國內上市的政策現狀，也導致如此高速發展的行業，資本運作卻并不夠活躍。到目前為止，除了投資巨人的啟明創投和SIG，投資學大教育的鼎暉創投，投資新東方和學而思的老虎基金，這一領域活躍的資金寥寥可數，而投資環球雅思的軟銀賽富，早已通過出售殼資源脫身而去。
與此同時，這又是一個極其不規范的行業。在5月初新東方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民辦培訓教育行業發展高峰論壇”上，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坦承，公立體系與培訓機構的私下交易“特別恐怖”，即便是作為上市公司的新東方，也不排除有人“（通過腐敗和潛規則）在做”。
“一些校長的口味越來越重，要錢越來越多。原來學校校長和班主任聯合起來輸送學生，說：你給我多少錢，這個學生業余培訓都交給你做了。校長要3萬，過了兩個月，要5萬，你不給我就讓別的培訓機構來做。這個培訓機構一算，發現大頭全到公立學校個人腰包里了，培訓機構拿小頭，不但賺不到錢，而且還解不了套。”俞敏洪說。
治與亂的循環
至少從坊間的小道消息來看，劉建軍的前途并不容樂觀。消息說，下一步北京市可能全市取消推優制度，同時取消各初中學校的自主招生權力，是否代之以更嚴格的全面“電腦派位”，則不得而知。
俞敏洪也在公開場合暗示了這一點，他說，未來政府“一定會出手打掉一批”中小學課外培訓機構。俞甚至猜測了這項行動的一些細節：“（政府）只要出臺一個政策就可以了，他定幾個規矩，讓你交一個500萬到1000萬的抵押金，交完了以后只要發現你跟公立學校聯合競爭、占坑，這個押金沒收；只要發現你有賄賂，就押金沒收。有多少機構能夠交得起這個押金？交得起你還敢做跟公立學校合作的事情嗎？不敢，那就關門吧。”
這已經不是民間培訓機構第一次“挨打”。1985年頒布的《義務教育法》，規定了教育的非營利性質，曾禁止民間創辦培訓機構，于是有了當年俞敏洪“提著漿糊刷小廣告躲城管”的段子。此外，2003年出臺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部分承認了民辦教育的營利性質，但由于法規中關于營利與非營利之間的界定不清，導致工商部門不歡迎學校注冊，在上海等地，甚至從2009年起即不再批準教育培訓類企業的注冊申請。
盡管有專家指出，修訂《民辦教育促進法》才是治本的關鍵，但令人失望的是，這項法規的修訂遠未進入程序。有分析人士認為，即便現在就進入修訂程序，真正實施也將在5年之后。
眼下，至少在北京，針對“條子生”、“共建生”和“特長生”的清理已經開始。根據北京市委常委會近日發布的《關于治理義務教育階段亂收費問題的意見》，“捐資助學”將嚴禁收取與入學掛鉤的捐資助學款。此外，《意見》還明確禁止學校采取或者變相采取考試、測試、面試等形式選拔學生，將各種競賽成績、獎勵、證書作為入學依據等行為；禁止公辦學校單獨或和社會培訓機構聯合或委托舉辦以選拔生源為目的的各類培訓班。
事實上，即便不打，小升初“拼爹”的模式似乎也已經難以為繼。隨著市場的飽和，已經融資和上市的大型培訓機構發現，由于不同城市間資源分配的壟斷性，想要在其他城市實現快速復制和擴張，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前幾年北京培訓機構進軍上海市場的鎩羽而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一點在市場增速這一指標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美國投行Jefferies今年2月發布的一項中國教育行業研究報告顯示，盡管中小學同步輔導市場仍處于高速發展中，但增速卻在放緩，以前述4家海外上市培訓公司為例，2009年最高者取得了216%的增速，最低的也有42%，但2010年增速變為30%到78%之間，而2011年的增速只有17%到32%。Jefferies預計，這一速度將在2012年進一步放慢。
不僅如此，有跡象顯示，在一線城市，新一代家長已經對追逐小升初“贏在起跑線上”產生厭倦和反感。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數字是，高考人數連續三年下降百萬生源的同時，中國出國留學總人數連續三年保持24%以上的增速，在2011年達到了歷史最高的33.97萬人。
現在，劉建軍正在猶豫，自己以及孩子到底要不要擺脫這樣“打與放”之間的無盡循環。但時間不等人，就在記者發稿前一天，他走進離家三站地遠的一家“占坑班”，給自己正念小學4年級的兒子，交上了一年的學費。
至于自己，接下來該怎么辦？再跳一次槽嗎？劉建軍說：“我不知道。” （記者_王宏宇）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