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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連三的傷醫兇案，使得林燦（化名）先是生怒，繼而動搖。他說：這對醫學生打擊很大。
林燦是上海某醫學院眼科專業的一年級研究生。早些時候，他看醫療劇《無限生機》著迷：劇中有一干超脫的大夫，病人來了說沒錢，他們給治，下本用好藥；病情告急時，又能憑借洞察力，做到藥到病除。
“現在看來，這是美好向往，而非現實的反映。”林燦說，支撐醫學生走下去的，是一種類似于股市中的“被套牢”心態——舍不得割肉，便維持現狀。
他記得，念本科時，就有師兄灌輸：既然在重點醫學院，不能只去地段醫院做個全科大夫，那么，考研即成為目標。而現在，他可以預料，待到讀完研，導師必然又會講：3年了，學到很多東西，離勝利一步之遙，停止的話非常可惜。
即便辜負了導師的期望，直接進入醫院，但等到要從住院醫生晉升主治醫生的那天，博士文憑仍會是一個硬指標。
5年本科、3年碩士、3年博士，再往后是1至3年的住院輪轉，醫學生的大好年華便被絞入了曠日持久的求學與臨床見習里。
上了高速路，林燦沒法怠速或者掉頭逆行。他的本科同學——未能被保研的，卻都在做妥協，比如曾立志要做骨科醫生的，去了輔助科室。
“作為26歲的男生，至今還只是學生，沒有收入，不能獨立養活自己，沒時間陪家里人。”林燦沮喪地說，“選擇學醫愧對家人，社會對我們又如此不理解。”
2.
林燦說的不理解，是指醫療糾紛。有一回隨導師出診，他在旁做文書錄入。有個病患排了很久的隊，要做眼疾手術。導師檢查后發覺另有問題，暫不適合動刀，建議他先去另外的科室排除隱患。家屬認為被“踢皮球”了，就來責難：你不是很牛的教授？你不是世界第一？怎么這樣的病就看不了？
導師激動地與其爭辯，場面失控了。
“這種對你的攻擊是突如其來的。”林燦說，“醫生會一愣，覺得不是我的錯。”
根據衛生部統計，僅就2010年，全國醫鬧事件共發生了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
進入2012年之后，醫生被傷害的案例越來越多。除了此前哈醫大和北京等地接連出現刺醫事件之外，就在5月5日凌晨，在湖北荊州第一人民醫院，一名躺在急診室手術臺上準備做手術的患者突然坐起，跳下手術臺開始追打醫生。而當事醫生稱，自己是照例問詢核對傷者信息。
有時，調換位置想，林燦也體諒病人。“長時間候診，病人已經煩躁了，一旦出現問題，或者某個狀況需要進一步處理時，他的心態就徹底壞了。”林燦說。
但排隊在所難免，林燦所在三甲專科醫院，一個眼科醫生一天門診大約看100個病人，從早上8點，看至下午。
林燦承認，“就診檢查的細致程度非常有限”，“只能看眼里有無問題，測眼壓，驗度數，如果是一般近視，就讓去配鏡。”
“對于門診醫師，一要做到不出錯，二要盡量看出隱患。”林燦這么理解，“常規的檢查已成模式，檢查一做，一般的病癥基本能反映出來。”
“許多病患怨言：什么都不問就給我開檢查？”林燦老實作答：“實在是沒時間問。”
3.
徐夏（化名）在江蘇某三乙醫院做麻醉科醫生，有17年醫齡。她一周工作6天，工作日7點45分到崗，忙碌7小時，照理是14點45分下班，但幾乎每天要加班。
麻醉科有30名醫生，常態下，有人值急診或者輪休，能上手術班的大約是12人，一天要應對70多臺手術。
徐夏常加班至傍晚五六時，乃至夜里11點，相應的加班費是5元一小時，這比麥當勞的小時工還差一截。
“占用的時間太多，我們和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工人沒區別。”徐夏抱怨說，“并且加班是制度性的，即便一分錢沒有，你還得干，除非辭職。”
另一個問題是，這點付出沒能產生多大效益，醫生的技術價值沒能在收費上得到體現。
徐夏舉例說：北京協和醫院最出名的教授，專家門診的掛號費是14元；做一臺時長七八小時的插管全麻手術，麻醉收費約490元，不插管全麻收190元；一臺大手術，需要5至6名外科醫生、2名麻醉醫生和2名護士一齊協作，耗費數小時，費用是一千至三千元不等。
“醫生的技術付出都是虧的，醫院收入靠藥品提成和檢查費彌補。”徐夏坦率地講，“藥品回扣，有些醫院有，有些醫院沒，分配方式也不盡相同，多數情況下，普通醫生拿到手的很少。”
“現在，在社會公眾看來，醫生就成了一群逐利的小丑。”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的謝汝石醫生說，“但是醫生也是人，不但要生活，同時還要擔負醫院的建設和發展。”
他透露，在現行的制度下，在大部分醫院里，政府每年的撥款還不到醫院總支出的10％，而大學的附屬醫院更少，不夠6％。
“你說醫院如果不賺錢，病人到醫院就診有這樣的環境和設備嗎？能有那么多的專家嗎？”謝汝石反問道。
2010年，徐夏全勤，稅后年收入不足6萬元，這包括了工資、獎金、節日費、加班費以及手術津貼。
徐夏也曾拿過紅包，面對誘惑，她掙扎過，確實也需要錢。她自己說，后來不拿了，因為“社會的凈化需要每個人的努力”。另一個原因是：收紅包有風險。她說：“在醫療上要找差錯太容易，醫生不收紅包，還被砍被殺呢。”
“收受利益不是個體醫生的問題，而是沒有一個好制度，來約束這種行為，也沒有一個好制度，幫助醫生實現他們的價值。”她補充說。
4.
徐夏介紹，醫院科室的獎金，由院部核算得出，原則是收入減去損耗，“但具體數額，仍要看科主任有沒有分量。”
她記得，今年一月、二月，一位同僚只拿得月獎金800元，效益好的科室，醫生的獎金亦不過是5000元。
徐夏說：“獎金的多少，與科室地位有關系。科室越強勢，科主任在院長面前越有話語權，獎金就會高些。”
這筆獎金統一派發至每個科室，科里會安排人依系數計算分配，系數同每個醫生的工作年限與職稱年限掛鉤。工作頭一年的新進醫生系數是0，沒有獎金；第二年是0.5；第三年是0.75。
與微薄收入所相稱的是工作環境。徐夏工作的醫院，手術室里裝有流層系統，作用是調溫、與外界交換氣體并滅菌。但院部規定，手術結束要關掉流層。
“使用的成本只是電費，院部要省電費。”徐夏不理解，一些微創手術，例如腹腔鏡膽囊手術，要往患者的肚里充二氧化碳，使肚皮鼓起來，整個過程中有大量廢氣滯留在手術室里。手術結束即關掉流層，會導致室內環境惡劣。
“日積月累，許多同事頭痛。”徐夏說，他們向領導提意見。領導“哦”一聲，講：怪不得最近我也頭疼。但沒下文了。
另一條制度也令醫生頭疼，院部規定：病患逃費，所欠費用由相關醫生償付。徐夏所在的醫院里，曾有一個醫生組——三位骨科大夫共同治療一個住院病號，在治療尾期，那病人逃了，欠下19000元醫療費。醫院判定，扣罰組長——副主任醫生1萬元，另一主治醫生承擔9000元。
“所以你去住院，沒錢了，醫生會給你停藥。”徐夏揭示緣由，“臨床醫生都學精了，不交錢，便停藥，連手術費都要預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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