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6日，吳英非法集資案在浙江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檢察機關指控吳英集資詐騙人民幣達3.89億余元
“最高法院未核準吳英死刑”的消息一出，吳永正的手機幾乎快被打爆了。
4月20日下午短短幾小時里，他接了三十幾通電話。電話轟炸使吳永正的情緒開始變得有些激動。5年漫長而煎熬的等待，更讓他難以平靜——等待死刑復核的93天里，這位始終在為女兒命運四處奔走的父親見證了一場從吳英“死與非死”、“罪與非罪”到民營經濟改革的爭論。
“執行死刑，恐難服眾”
自從5年前吳英被捕，壞消息就一個接著一個。2012年1月18日，吳永正等來了讓他無法接受的結果，那一天，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吳英案進行二審判決，裁定駁回吳英的上訴，維持死刑判決。
這讓吳永正一下又成為媒體焦點——法槌剛落，就有4家網站聯系到吳永正，要為其開通微博。吳英的辯護律師楊照東則接著一個個記者打來的電話。那天夜里，這位律師發表了一篇博文《如此裁判，焉能服眾》：“在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度里，一個不被百姓接受、不符合民意的判決一定是個有問題的判決。”
這篇文章被人們不斷轉發，網絡上頓時掀起了一片聲援吳英的浪潮。吳永正看著微博，一夜無眠。
第二天，他用“吳英的父親”這個微博用戶名發了一條微博，“我是位農民，文化水平低，不太會打字，讓家人幫我代發，在這感謝這么多關注和支持我女兒吳英的朋友，再過三天就是春節，回想起庭上宣判時我女兒頻頻回頭用無聲的口型叫著爸爸，望著女兒消瘦的身子，我不禁老淚縱橫。”
由于不會用電腦打字，有想法要表達時，他就打電話給家人，讓他們幫自己發微博。為了方便，家人干脆幫他把每天都要瀏覽的網站設置成首頁。
1月25日，大年初三，被稱為“中國律師界的榮耀和良心”的大律師張思之，給最高人民法院一級大法官張軍寫了一封公開信。他在信中寫道：“吳案犯罪構成的主客觀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諸多債權人牽連案中，且對吳英鮮有指控，又有重要舉報線索尚未追查，如從重對吳執行死刑，恐難服眾。”
這是這位中國律師界泰斗自聶樹斌案后，第二次給最高法寫公開信。“它（吳英案）的判決結果，不僅僅關系到一個人的生命，而且它會影響到我們國家民營經濟的發展，會影響到我們的金融制度，能不能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有效地健康地發展起來。”張思之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說。
隨著輿論的發酵，吳英案開始牽動不同群體的神經。在那個春節，更多的律師和經濟學專家也參與關于吳英案的討論。這場有關生死的爭論，逐漸從網絡蔓延到各種研討會以及人們的茶余飯后，討論角度也從對法理的分析到民間金融的規范和松綁，直到關于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
吳永正則不得不一次次重復自己的“委屈“。
二審后，他開始變得愈發煩躁，直到現在仍無法平靜。他清楚地記得，二審宣判時的情景——那是他最近一次見到吳英。在被排山倒海般的信息覆蓋掉記憶之后，他回憶起那次見面惟一剩下的印象：“女兒很堅強。”
“不要談我是吳英父親”
今年大年初八，吳永正到北京協助律師辦理相關手續。他住在最高法院辦公區附近一個叫“法官之家”的招待所，每天只在附近的“沙縣小吃”吃上一盤炒飯。
他開始不停地見記者。據他自己統計，他接待過大約三百家媒體，“故事說了幾百遍。”他把一份份復印的吳英案材料堆在房間里，來了記者就送上一份，幾年下來，光復印費就花了6萬塊。
“很多來問一句，又消失了，不知道誰能起作用。”與吳永正接觸最頻繁的媒體人春林（化名）說，“他就像祥林嫂一樣說相同的話。”
那時，吳永正對各路記者都很有耐心，來者不拒。似乎在他眼里每一次采訪都可能是拯救女兒的機會。某時尚雜志來采訪，問他“吳英是不是你女兒中最漂亮的”、“她喜歡穿什么顏色的衣服”、“頭發為什么由長變短”。他笑著回答，“你這個問題，有作用嗎？”
最初找上門的還有一些“不請自來的人”，他們通過吳英老家或是律師事務所找到吳永正，聲稱愿意幫助他。在北京的日子里，吳永正很大部分時間是在接待這些形形色色的來訪者。“他在北京也不認識什么人，覺得力所能及的就是接受采訪。”
吳永正也被邀請參加研討會和電視節目的錄制，說著相似的話，再以吳英父親的身份見證一輪又一輪的觀點交鋒。“他有一個父親本能的愛憎，（那些人）在他看來就是贊成他或者反對他。”北京一些朋友建議他積極正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元宵節當天，一場關于吳英案的法律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法學界人士濟濟一堂，吳永正在現場作了十多分鐘的發言。他雙手緊攥話筒。閃光燈齊唰唰地對準他，讓他開始有些緊張，但后來，他越說越激動，聲音變得越來越大。他多次表示感謝，更不忘表達自己的憤怒。在一些公開場合里，他經常以抱拳表示感謝，以“我相信”作結束語。
發言結束后，身形瘦削的吳永正失神地坐在位置上，話筒在與會者之間傳遞了一圈，他作為“吳英父親”的部分就算結束了。
從這以后，吳永正開始不太愿意參加研討會。他對說相同的話感到疲倦。這些微妙的變化只有當時在他身邊的人才能察覺。春林曾陪吳永正悄悄參加一場有關民營經濟的研討會，一名與會者跟吳英的代理律師發生了激烈的辯論。吳永正突然決定提前離場，還是有人認出了他，朝他做鼓勵的手勢，但他側著臉、皺著眉，不停擺手，意思是——“不要談我是吳英父親”。
同時，針對吳英案的討論，開始成為一場多方參與的聲勢、范圍及參與人數前所未有的“救命行動”。2月的亞布力論壇上，經濟學家張維迎在演講中指出，吳英案說明中國距離市場經濟還有至少200年，“非法集資是一個法律，但是應該說這是一個惡法，它和當年投機倒把罪沒有什么兩樣。”
多邊的復雜博弈
在吳永正為了女兒四處奔走時，隨著輿論發酵和眾多群體神經被撩動，吳英案逐漸進入高層視野，案件背后開始呈現多邊復雜博奕跡象。
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溫家寶1月6日在中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題為《總結經驗 明確方向 不斷開創金融工作新局面》，提出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金融業的市場化前景，以及“堅持積極防范化解風險的永恒主題”。由于此時恰是吳英案爭議白熱化之時，此文一度被認為是高層對金融風險所作出的明確表態。
一天后，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支持小型和微型企業政策措施時提到，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改制為村鎮銀行。由于溫州50個鎮都存在資金緊缺的小企業，去年6月，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就曾呼吁，在銀行服務不到的地方，能不能把民間資本都籌集起來辦村鎮銀行？國家能不能在村鎮銀行方面辦得快一點，政策支持的力度再大一點？
其實，早在2011年10月4日溫家寶視察溫州時，浙江省和溫州市就曾提出把溫州作為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請求，當時溫家寶明確表示可以考慮，并責成國家發改委、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進行專題研究。
在隨后的一段時間里，網絡上突然出現了一種說法，稱“浙江高院枉法違心無奈判處吳英死刑”。但這一消息很快就被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證實為“謠言”。
2月14日，最高法罕見地就某一案件表態——新聞發言人孫軍工就吳英案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復核審理過程中將依照法定程序，認真核實犯罪事實和證據，嚴格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依法審慎處理好本案。”
5天后，最高法下發《關于當前形勢下加強民事審判切實保障民生若干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要妥善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維護合法有序的民間借貸關系；要依法準確認定民間借貸行為效力，要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以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很多人都對這樣的信號浮想聯翩，但吳英的另一位代理律師張雁峰卻并未感到興奮。他覺得這些信息和吳英案關系不大，“只有審慎，沒看到寬容。”
吳永正坐不住了，3月6日，他又到了北京。他仍然沒法在看守所見到女兒，盡管死刑判決早已作出。
那一天下午，十一屆全國人大浙江代表團在人民大會堂向媒體開放。媒體的焦點始終指向吳英案。人大代表們被追問的問題不外乎：吳英該不判死刑？吳英案帶來哪些啟示？民間金融會改革嗎？
在記者的追問下，浙江省副省長毛光烈不得不表態：“應該把民間借貸陽光化、規范化，拿到地面上來。”其實，吳英案早已被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帶上兩會——全國政協委員李立新就曾表示：“吳英案凸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緊迫性”，“判死刑是沒道理的。”
并不滿足的人們，開始期待最高層的聲音。
3月14日的溫家寶記者發布會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肖志濤的采訪本上記著3個問題：一是，問總理對于“吳英案”與民間融資的看法；二是，關于地方政府債務；三是，如何讓老百姓實現“有尊嚴的生活”。當然重點還是吳英。
“您個人覺得吳英到底該不該被判死刑？”當得到提問機會的肖志濤，剛剛說出問題的前半段，便引起現場記者一陣騷動，盡管他并不知道那到底是同行們的一種贊許還是奚落。在他看來，他問題的關鍵其實在于后半句，“同時，您怎么看當前民間資本投融資難的問題？”
作為媒體人，肖志濤早就知道溫總理在很多場合已經回答過類似問題，但“這一次，不管他給出怎樣的回答，目的都達到了”。
果然，肖志濤感覺，“總理完全明白我們的意思。”溫家寶的回答是：“我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社會十分關注吳英案。我想這件事情給我們的啟示是：第一，對于民間借貸的法律關系和處置原則應該作深入的研究，使民間借貸有明確的法律保障……”
盡管總理始終并未談及他“個人”對于吳英是否應該被判死刑的看法，但當時電視機前的一些法律界學者仍然感到：“吳英不會死了”。
第二天，吳永正發了一條微博：“剛剛看到了溫總理的話，總理說，對吳英案件的處理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我非常感動，也十分感謝大家。但是，對最終結果我并不是很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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