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利一位中層干部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一個官員能否被重用，不在于你能做出多少政績，在于你跟上級關系有多鐵。辛苦工作沒意義，還不如去上面找點關系。
一個背著LV的女人，招手攔一輛起步價三塊錢的夏利。在監利縣城大馬路上，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情景。
監利縣城像一個巨大的工地，到處都在建房。然而表面的喧囂難以掩蓋內在的凋敝。早餐店里，經常有人就著面條喝悶酒，一到下午，晃晃館（麻將館）訂晚了都沒位置。由于種一畝地才掙500元，有50萬監利人常年背井離鄉在外打工。
監利被稱作湖北的“大西北”，長期靠財政轉移支付吃飯。2010年縣委書記李吉高主政時，監利財政收入3.13億元，但對一個150萬人的大縣依然是杯水車薪。監利一個正科級干部工資不過1900元，10年間只漲了200元。
因為資源匱乏，監利政治生態異常復雜。“在監利這么窮的地方，誰來當書記誰倒霉。”監利一位退休老干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哪個縣委書記都想干點事，但條件不允許。
“跑部錢進”成生財之道
計劃經濟年代，監利一直是全省糧食紅旗，每年國家都有硬性的產量指標。“因為糧食價格倒掛，監利每戶農民等于每年免費給國家奉獻一臺彩電。”有當地干部這樣向南方周末記者說。
2010年，中央撥給監利的財政轉移支付4億元，其中一部分還要用作領導們的辦公經費。一位知情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個副縣級干部，明賬就有10萬辦公經費，暗的更難估計，退休的縣領導也有3萬元的經費。
這筆錢到了鄉鎮，同樣經過層層盤剝。“轉移支付一般按人頭發放，明明這個人死了說他沒死，這個人打工去了但說他還在種田。”一位監利審計系統官員說，“冒領的部分全都進了某些人的腰包。”
監利縣某鎮一位農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國家每年給每畝田150元的農業補貼，可鎮上農民一分錢沒拿到，不但如此，每畝還要被征收55元，“說是給鄉里村里的工作經費，還有政府大樓的貸款。”
因為財力不足，歷任政府也難以推動民生改善，提高GDP更是難上加難。2000年杜在新上任縣委書記那年，監利工業稅收才2000萬。杜在新希望監利工業翻身，卻發現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
當時杜在新提出，搞一座長江大橋，再搞一條高速公路，很多干部都說他癡人說夢。不過到2010年荊岳長江大橋、隨岳南高速公路通車的時候，許多人又想起了尚在獄中的杜在新。一位在杜在新身邊擔任要職的監利官員說，杜在新當時成立了一個小分隊，到荊州、武漢和北京跑。一個副縣長長期在北京跑，光跑項目的錢就花了幾百萬。
“跑部錢進”成為生財之道。對前縣委書記楊道洲的起訴書披露，1999年春節前，某部曾撥給監利一筆20萬元補助經費，正是通過一位在某部工作的監利籍老鄉辦的。這是楊道洲親自帶對口局長到北京活動下來的。
每年春節前夕，監利縣領導都會從財政里拿出一筆錢到北京、武漢搞團拜會，邀請來的都是監利籍的領導和商人，2008年北京團拜會上還請來一位知名女歌唱家助興。
無法抽身的關系網
在監利，如果想在下午兩點到政府機關辦點事，一般很難找到人。“都打牌去了”。
監利一位中層干部對南方周末記者感嘆，一個官員能否被重用，不在于你能做出多少政績，在于你跟上級關系有多鐵。辛苦工作沒意義，還不如去上面找點關系。
在監利復雜的人情網中，干部要想在激烈的人事競爭中殺出一條血路，除了一年三節送禮，還得經常陪領導打牌喝酒，通過日常感情聯絡“曲線救國”。
一位曾在監利某核心部門擔任要職的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監利，新書記到任后，本地官員首先琢磨他喜歡什么。“只要到我單位考察，我就吹你，捧你，甚至寫詩贊揚你”，通過各種關系拉近跟書記的距離。
一位接近前縣委書記李吉高的官員說，李吉高在任時，無論他到深圳掛職，還是到北京出差，監利籍的老板都一個個排著隊，要求請他吃飯。
前縣委書記杜在新收的第一筆兩萬元賄賂，是在他生日那天，某鄉鎮兩位領導上門送的。事后，杜在新在悔過書中回憶，身邊工作人員泄露了他的生日。“他們是老鄉，兩位鄉鎮領導一直捕捉機會接近我。”
由于領導崗位僧多粥少，即便一個小科長的位置，競爭者們都會找各種門路疏通關系。監利一位曾被突然架空、賦閑在家的科級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考核干部，說白了就是看對方權力、資源大小。如何權衡，很考驗縣委書記的政治智慧，搞不好就要翻船。”
他舉例說，城區一個派出所所長的位置已經空缺了兩年，至今還是由教導員代著。當時有十幾個人在爭，甚至驚動了一位省領導的秘書，“公安局長最后實在沒法，索性讓它空著，誰也不得罪”。
地方上的政治家族，同樣令縣委書記左右為難。例如，在北京某部門的一位領導秘書，就曾為自己兄長從縣法制辦領導調任檢察院領導煞費苦心。當地一些政治家族在監利黨政部門占據多個席位，難以撼動。例如某鎮出過一名分管組織的縣領導，結果現在有十多名鄉鎮一二把手都來自該地，令當地有“一官頂半朝”之嘆。
縣委書記在監利任職時間越長，在關系網中就會陷得越深。2003年，監利縣曾報批一名副縣級干部，時任縣委書記杜在新對他的印象是“滿肚子禍水”。常委會研究時，杜一個人堅決反對。很快杜接到荊州市委某領導的電話，結果只能“違心任命”。
如果某位縣委書記保持清高，一些官員的“點評誹”就派上用場了。有點“書呆子氣”的杜在新初到監利時，并不收禮，就連兒子結婚、父親去世，消息都瞞得死死的。很快流言四起，“做了官就不認老朋友了”、“高攀不上了”……
多位知情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杜在新最后出事，也并非單純受賄，而和他觸動了一些當地干部的政治利益有關。
警察維穩，一年吃掉30萬元盒飯
在監利，一些官員與商人、地方勢力構成的關系網已經固若金湯。這幾年，監利也打掉了一些黑惡勢力，但背景更深的卻無法觸動。一位監利公安系統官員說，他們曾經查過某屠宰廠，但調查剛啟動就停了，“水太深了”。
監利已不止一次遭遇過群體性事件，不管大事小事，警察總是第一時間被派到現場，一位監利公安系統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披露，2010年，光警察在維穩現場吃掉的盒飯就有30萬元。
在上訪制度下，政府為了不把事情搞大，一般都花錢買太平。碰到嚴重點的群體事件，縣委書記都得親自出面。機構改革的時候，下崗分流的干部到縣政府上訪鬧事，當時主政的余日福出面對話。妥協的結果，縣里答應他們只拿工資不上班。
面對今天的干群關系，許多監利官員懷念以前的老縣長趙祖炳。二十多年前，趙祖炳車禍去世，上萬名群眾上街送行。上世紀70年代，縣委機關就一輛小吉普，但趙祖炳下鄉堅持不坐小車，自己去車站排隊買票。
楊道洲、杜在新兩任縣委書記被雙規后，涉嫌行賄的157名官員沒被追查，有些人后來還重用。
日前，湖北省紀委組成的調查組正在監利調查李吉高的腐敗問題，一位調查組成員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除非是有直接證據證明其買官，如果是請別人幫忙的間接買官很難處理。
一些官員擔心，如果只是拔出蘿卜帶不出泥，監利的局面就無法改變，縣委書記前腐后繼也不可能到此為止。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