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體育明星自誕生之初就被冠上“民族英雄”的稱號，每個人就像是國家體育機器上的螺絲釘，每次比賽都是一次恢弘的出征。市場經濟推動的不僅是經濟的復蘇，更是對個性的承認。當一幅中國體育明星形象變遷的圖景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徐徐展現，中國體育正在慢慢走出宏大敘事的歷史階段，日漸回歸自身內在的價值。
中國體育明星自誕生之初就被冠上“民族英雄”的稱號，每個人就像是國家體育機器上的螺絲釘，每次比賽都是一次恢弘的出征。市場經濟推動的不僅是經濟的復蘇，更是對個性的承認。當一幅中國體育明星形象變遷的圖景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徐徐展現，中國體育正在慢慢走出宏大敘事的歷史階段，日漸回歸自身內在的價值。
從“民族英雄”開始
在中國，體育明星最初的光輝形象，是從“民族英雄”開始的。
時間倒退76年，1932年7月30日，當劉長春高舉國旗走在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式上時，他的身后，是一支“臨時拼湊”的五人代表團，再后面，大洋的彼岸，是山河破碎的舊中國，四萬萬中國人中，他是唯一參賽的運動員。
此前啟程時，上海的一家晚報刊登了一幅畫為他壯行——《三國演義》中的關羽，挺立船頭，手持單刀，準備單刀赴會。
1932年中國人的奧運之旅，像中國復雜的時局一樣，悲苦交集。由于長途跋涉的辛苦，劉長春鎩羽100米、200米預賽，他留在歷史上的，是一個承載著家國哀傷的悲情英雄形象。
奧運夢碎，國難重重，然后是天翻地覆，到了1949年，然后是1952年到1979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大陸沒有參加期間的奧運會。
在冷戰時的新中國，百廢待興，國家渴望用各方面的進步來證明制度的優越性，一個個作為榜樣的革命英雄形象先后誕生。在體育方面，經過1950年代的全民體育時期，競技體育也逐漸找到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發展模式，即“舉國體制”，國家體委根據中國經濟的特殊情況，選定一些重點項目作為突破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最有可能突破的運動員身上。
于是，1950年代中期開始，在“革命加拼命”口號下，一個個被陳毅副總理稱為民族英雄的體育英雄出現了。
最先出現的是廣東人陳鏡開。1956年6月7日，他以133公斤的56公斤級挺舉成績，成為中國第一個打破世界紀錄者，隨即成為全民學習的榜樣。旅法作家鐘麗思在作品中紀錄了當時的盛況：“紅房子的娃娃們，就將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鎖提去大院，在滿天落霞的輝煌壯麗中，憋足氣學陳鏡開。”
然后是鄭鳳榮。1957年11月17日，她跳過1.77米的高度，成為1936年以來亞洲第一位打破田徑世界紀錄者，被媒體贊為“宣布中國體育運動春天降臨的一只燕子”。美聯社也破天荒地發布了消息：“一位20歲的中國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徑界：6億中國人不會永遠是落后的選手了。”
然后是容國團。1959年，他擊敗匈牙利人獲得世乒賽男單冠軍時，正值共和國中國成立十周年。這個共和國時期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使得舉國若狂，讓民眾看到了民族崛起的希望。他回國時，賀龍副總理親自接機。周恩來將這個冠軍，和十年國慶列為當年的兩大喜事。
在一個困難重重的中國，體育明星們的輝煌增加了人們戰勝困難的動力。1961年26屆世乒賽工作人員馮貴家回憶當年時說：“我作為大會工作人員，親眼目睹了中國乒乓球榮獲三項世界冠軍的歷史性勝利。那時，國家和人民正處于三年困難時期，乒乓球的勝利，成了鼓舞人民戰勝困難的精神武器。”
1980年代的志氣
在國家射擊訓練基地的中央廣場，有一座槍形雕塑。雕塑的原形，是一把小口徑氣手槍。24年，它的主人許海峰，在劉長春單刀赴會的城市，一槍打破了中國奧運會金牌“零”的紀錄。
1984年7月29日，這個從小喜歡用彈弓打鳥的前供銷員，在男子手槍60發慢射比賽中，一度感覺不好，出去坐在臺階上休息。比賽結束后的半小時，成績還沒出來，從當時的照片看，他的表情非常難受，但很快他和整個中國都跌入了歡樂的海洋。
那是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一個迷茫困惑、需要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年代，一個迫切尋求新的精神支柱的年代，體育明星的橫空出世讓中國人從“東亞病夫”情緒中找回自信。而在許海峰奪冠之前，中國女排這個集體英雄形象就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
1981年11月16日下午，如今上海大劇院的陸老歡，是在高中同學家里看女排初次奪冠的電視轉播，隨著比賽的進行，他一會站起一會坐下，最后用力過度，竟把同學家的木椅子坐壞了。這一天，在北京，很多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徹夜狂歡。
在陸老歡印象里，整個80年代，對體育明星的英雄主義敘事，從中國女排邁向五連冠的征途開始，至1988年3月27日，圍棋國手聶衛平被授予“棋圣”稱號，達到了頂峰。
在舉世矚目的中日圍棋擂臺賽中，聶衛平以九連勝的戰績屢挽狂瀾，為中國獲得三連勝立下汗馬功勞，成為中國圍棋趕上日本的里程碑。在他被授獎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新聞寫道：“‘圣’是對功勛卓著的人的尊稱，棋圣是棋手的最高榮譽，國務委員方毅說，聶衛平是中國圍棋界的‘孔夫子’，他獲此殊榮，當之無愧。”
而在聶衛平加冕棋圣的前一年，乒乓球運動員何智麗則走向了低谷。1987年，第三十九屆世乒賽上，何智麗打入半決賽，領導卻要她讓球給隊友，何智麗上場后卻把隊友打了下來，并在決賽中發威，勇奪世界冠軍。因為不顧“大局”拒絕“讓球”，何智麗付出了慘痛代價。回國后，她被要求寫檢討，其后遠嫁日本。
7年后的廣島亞運會，已改名小山智麗的她，以3∶1將中國乒壇“大姐大”鄧亞萍斬于拍下，奪得女單金牌時，她忍不住痛哭失聲。這一刻，無數中國人通過電視，目睹了曾是炎黃子孫的她站在領獎臺上，面對著太陽旗冉冉升起。一時，“漢奸”、“叛徒”，無數的罵詞潑向了她。
何智麗事件是個悲劇。多年后，在上海記者何思看來，在那個計劃經濟的年代，體育運動被看作政治活動，體育運動被納入民族進步的敘事軌道，強大的國家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運動員的個性，叛逆者將不可避免被打入另冊。
“何智麗在當時不容易被人接受，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集體利益至上的原則。今天看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同濟大學教授張閎看來，一場體育運動首先是運動員個人的表現，其成功當然也是所在族群的榮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類挑戰自我極限的努力。“個人”、“民族”、“人類”在運動員身上，本來應該三位一體，但在特定背景下，也會有沖突。這里有制度性的原因，中國對運動員是國家投資，作為運動員，在比賽時是遵循體育原則，還是集體利益的原則，有時會存在著矛盾，但沖突不是不可解決的。
“我們不是機器人”
何智麗的遭遇，多年后還讓何思感慨：在中國日漸強大的體育機器上，運動員似乎不過是這部機器的螺絲釘。張閎把這種印象的產生根源之一，歸結于大家對運動員不了解，過去的媒體經常把他們塑造成：不顧一切地就是為國爭光，要拿金牌。而這好像有些不近情理，不符合奧林匹克精神。
但這種印象，在1990年代有所改變。1992年以后，市場經濟的推進，使這個國家再次開始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中國運動員開始有了個性化表達。”何思最先注意到的是伏明霞。1990年，12歲的伏明霞在美國的比賽中獲得冠軍。出席賽后發布會時，她從教練那里得到指示，無論外國記者問什么，一律回答“不知道”。隊里的考慮是，讓一個孩子面對美聯社、路透社，萬一說錯話怎么辦?給祖國抹黑了怎么辦?于是“你訓練得苦不苦?”“你想不想爸爸媽媽?”“你今年多大?”一連三個問題，伏明霞一律“不知道”，《一個只會說“不知道”的中國姑娘獲得了世界冠軍》，后來成了美國一家報紙的標題。而到了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伏明霞奪冠次日，一家國外報紙寫道：伏明霞小姐幽默機智談笑風生。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有“東方神鹿”美稱的王軍霞在5000米比賽奪冠后，把一面國旗披在身上，雙手興奮地舞動旗角，環繞賽場。這個鏡頭，也讓上海青年學者姚小亮印象深刻：那似乎是個運動員個性化的信號。
在何思印象里，到了2000年悉尼奧運會，即使國外媒介對中國運動員的印象，也有了大幅改變。
這是一屆中國廣受矚目的奧運會，中國運動員在奪冠之余留下太多的激情鏡頭：占旭剛振臂怒吼，孔令輝激情親吻國旗，李小鵬被教練和隊員高高抬起。
2000年10月2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用了笑意盈然的中國男子體操隊的照片做封面，相關標題是“感覺良好的因素——中國那些平素板臉的運動員懂得了勝利也可以是樂趣”。文章稱，中國運動員由1971年參加世乒賽比賽前高念毛澤東語錄，到今天獲勝后的激動揮拳，他們的變化遠比金牌榜上的得與失更有深意。
前乒乓球教練蔡振華在接受《時代》記者采訪時說：“我們要全世界都知道，我們不是體育機器人。我們令運動員更出名、更受歡迎，就像所有美國籃球明星一樣。”
是什么原因帶來了這些變化?文章認為這是和中國為了申辦2008年奧運而改善形象有關。而在張閎看來，這是中國多元化社會的進步，體育正在回歸到一個正常的狀態。在體育這樣一種廣闊的舞臺上，運動員們有了更多表達個性的機會。
雙子爭雄的時代
在何思印象里，2002年6月27日，當NBA總裁斯特恩在選秀大會上讀出姚明名字的時候，中國體育明星史上的姚時代開始了。這個身高2.26米的巨人，在其后的歲月里，被《時代》周刊譽為“從毛主席以來最廣為人知的中國符號”。
而2004年，當劉翔在雅典，以平世界紀錄的成績率先沖過110米欄終點時，整個世界都震驚了，他打破了亞洲人缺乏田徑潛質的思維定勢。在何思看來，中國體育明星史，從此進入了雙子爭雄的時代：
一個躋身于世界上最懂得商業運作的NBA聯盟，第一中鋒的威名遠揚;一個集110米欄奧運會冠軍、世錦賽冠軍和世界紀錄保持者于一身，所到之處眾星捧月。一個溫和隨性，不乏幽默，把東方的謙虛禮讓和西方的競爭意識融為一體;一個懂得享受體育，享受生活，心理素質超強，擁有俊朗陽光的面龐，酷酷的個性。
在姚小亮看來，劉翔代表了一個新時代的國家體育典范，與時俱進的主旋律運動員。此前，刻苦、勤奮、愛國、踏實，構成了模范運動員的特色，但是他們一般缺乏個性。而劉翔既符合了新一代年輕人的某些特征，比如個性張狂，但又無比愛國。而姚明的形象，基本上是由NBA來塑造，只不過符合了中國的國際化潮流，顯示出中國人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優秀的。
在張閎看來，劉翔式明星的受歡迎，是大家首先把運動員當作人來理解，體育明星首先是個人，如果只是一個被體育制度塑造出來的金牌機器，就違背了基本的體育精神。而劉翔，除了運動員的身份之外，他是個心理、體格、人格都很健全的年輕人，個性十足，朝氣蓬勃。如果說他是制度、政治的象征，反而不真實。
體育明星的形象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姚小亮認為，除了運動員個性的發揮，另外就是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國家對運動員的形象塑造策略有所變化。為適應不同的社會結構，把以前大一統的指令式塑造，變為軟性的技術控制，更尊重人性了，更懂得如何通過媒體展示體育英雄，而商業元素的加盟，使他們的形象更具有親和力。
這種策略的改變，在“姚之傷”事件上是一次很好的體現。2008年2月28日，姚明左腳腳踝骨折的消息，震動中美兩國。作為中國不多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體育巨星，姚明如果缺席北京奧運會，造成的損失將不可估量。但中國籃協的官員說：“姚明缺席奧運會是誰都不愿意看到的事，然而，我們必須聽從醫生的意見，假如姚明無法完全康復的話，可能影響到他整個職業生涯。”
這個看似平常的表態，讓《沈陽晚報》的記者張勇感慨：這是重大的觀念進步。依照以往的觀念，像奧運會這樣重大的比賽，優秀運動員“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回想何智麗的命運，就能體會到這種思維的強大力量。從兩個體育明星的不同遭遇，我們可以悟出一個道理：“舍小家為大家”是對的，但絕對不能把個人和集體完全對立起來。因為，集體是由千千萬萬的個體組成，如果完全無視個體的利益，集體的利益也就無從談起。
而張閎認為，國家的榮譽，首先是通過運動員來實現，尊重運動員個人的生命、個人價值，乃至于尊重他的個性要求，就是尊重體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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