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讓權力回歸本源
賦權機制每進一步，權力合法性便增長一分，權利也就多一重保障
文/湯耀國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中國人對人權與民主的追求，至少已跨越了三個世紀、三個政權。
風雨蒼黃一百多年，太多深重苦難，太多燃眉之急，曾讓那些共同追求的核心價值交錯糾結到一起。諸如救亡與啟蒙，主權與人權，不單是理念問題，更是真切的生存問題。面對種種一己難承的重壓，中國人把自己的權利讓渡給組織，把個人的力量融入集體，“從此站起來了”。
如今人民共和國已成立六十余年，國家經濟總量雄居世界第二，北京奧運、上海世博，驚艷了全球，抗震救災、金融危機，總歸于“勝利”。外界流傳著“G2”，此間重燃趕超情結。國家的尊嚴從未像今天這樣傲立，政權的自信也從未像今天這般高漲。
這是十三億國人前所未有的機遇。解下外在的枷鎖，卸下歷史的包袱，可以更從容地“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情”，落實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要義，履行讓老百姓“活得更有尊嚴”的承諾。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共和國立憲之始，即明確伸張人民的權利。憲法中早已列示公民權利清單，大體為兩類，一類在私人領域，是以人身權、財產權為核心的自由權利，一類在公共領域，是以選舉權為基礎的民主權利。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家尊嚴的傲立，正是得益于釋放人的權利。始自包產到戶的經濟自主權，造就了驚詫全球的發展奇跡。另一邊，強大的政府之手亦在國防科工、高鐵等方面屢顯大手筆。權利與權力的兩重軌道，時而并行，時而交叉，使得對于“中國模式”，出現大異其趣的解讀。一端是經濟與政治，一端是成就與問題，有著全然不同的因果鏈。
讓我們回到存在問題中尋找根源。近年腐敗形勢嚴峻，征地拆遷血案時發，民生投入受阻，“三公”消費居高不下，民營經濟發展受制，生態人居環境惡化，對諸般問題的分析，大都指向未被馴服的權力。與私人領域的權利釋放相比，公共領域的權利尚未得到充分伸展，還不能有效制約那本為受托方的權力。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2010年秋季在中央黨校所提“權為民所賦”，至今余音繞梁。他說：“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前一句話指明了權力的根本來源和基礎，后一句話指明了權力的根本性質和歸宿?！?/p>
“權為民所賦”本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常識，2007年十七大報告也曾提出“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但話分兩截，在“權為民所用”的基礎上，首次明確強調“權為民所賦”，對權力正本清源，在當下的語境里，仍令人耳目一新，對權力場中的異化者則如當頭棒喝。
古往今來，當權者幾乎無不自詡為民行權、愛民如子，但缺乏有效的賦權機制，再多美好的行權許諾，都可能淪為空談。權力一旦離開本源，也就找不到正確的歸宿，它會魅惑當權者自身，并擠壓公民的權利?！疤纥h說話還是替人民說話”，“我爸是李剛”，權力觀扭曲如斯，以至消解著執政之基。
近年，胡錦濤多次代表黨中央強調憂患意識，指出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也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事實上，沒有民心所向的無形賦權，過去僅靠槍桿子、筆桿子，打不出偌大一個政權來。即便是革命打下的江山，終究也要回歸民主執政。對既成事實的認定，代替不了對未來目標的追求。賦權，不能是一次，而需反復選擇確認。
民主軌道上的權力授受，最通行的做法便是選舉。誠如批評者所言，選舉不是萬能的，但政治進化至今，選舉已是民主運行系統中最核心的要素。中國推進多年的村級選舉已相對成熟，鄉鎮黨委公推直選在逐步擴大，十七屆中央委員會換屆也提升了民主程度，選舉法、代表法的修改，則是更為基礎的制度安排。賦權機制每進一步，權力合法性便增長一分，權利也就多一重保障。反之亦然。
時下與未來推進民主，還需辨析一些說法。比如“國情特殊論”。自古并無民主、人權、法治，它們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國情雖有不同，道路也可有異，但在方向上，中國并無特殊之處。另如“國民素質論”。連革命年代都常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時至今日，怎會反不如從前？新時期大規模的民主選舉實驗，也正是始于廣大的農村。再如“社會穩定論”。近年高發的群體性事性，鮮見有因太民主而發生的。大量的例證表明，民主恰恰為化解社會矛盾、增進官民互信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其實，問題的復雜化，往往是附加了很多難以明言的得失之患，純粹從權力屬于人民的本源出發，便會簡單得多。當然，轉型不會一蹴而就，在社會分化加劇，既得利益坐大之時，更當循序漸進、穩妥推進。但也不能奢望全然一帆風順，完美路徑只是一個幻覺。
遙想新中國成立之初，胡風歡呼“時間開始了”。此時是共和百年，建黨九十年，但愿能開啟新的“時間”：打破高高在上的權力神話，讓它回歸公民賦予的本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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