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婧 李響 李佳
鄒宜均案再次將精神病院的強制醫療問題放在媒體的聚焦燈下。
此前，精神病院介入家庭糾紛的案例已不在少數。2005年，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被妻子送進精神病醫院治療30天；2006年，重慶江津姑娘小玫和繼母吵架后被同樣被舅舅送進了這個機構。
精神病院同樣介入了官民糾紛。影響最大的是2008年，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被鎮政府送進精神病院20余日，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后被放出。
在這些案例中，被強制治療的人均稱自己沒有精神病，是正常人。
“異類”的圈子？
1898年，美國人約翰·克爾在廣州創立了“芳村惠愛醫癲院”。這是中國第一家精神病院。此前，這個古老的帝國沒有專為精神病人服務的機構。關于瘋癲的認識，人們只是認為受邪氣、冤孽所致。
約翰是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他堅信精神病人是上帝的罪人，理應受到懲罰。其中最常用的辦法是捆綁或鞭笞精神病人。基督教的驅魔思想與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不謀而合，這仿佛是人類初期對于瘋癲的一致態度。
時至今日，在中國的農村，這種做法依然屢見不鮮。
歐洲對于瘋癲的態度借鑒于麻風病。把麻風病人隔離起來，并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后切斷了東方病源。麻風病退隱后，但附著于麻瘋病人形象上的價值觀和意象，排斥麻瘋病人的意義影響深遠。
這致使對于瘋癲的態度必須首先劃入一個圈子，然后才能加以排斥。
2008年，《鳳凰周刊》在湖南省調查一個精神病患者的死亡時，也意外發現了中國部分精神病患者生存狀況與此類似——“先是被家庭當累贅，拋棄到社會；繼而被一些地方政府當影響市容市貌的垃圾驅趕，相互拋棄永不停止。”
精神病院把社會的“異類”圈在一起。卻又使得高墻外的正常人對精神病人心懷恐懼、厭煩、回避。
2006年，重慶江津姑娘小玫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醫院后，醫院隨即診斷其為精神分裂癥和有人格障礙，并進行5天的強制治療。自認為沒病的小玫為此奔波兩年，希望尋求權威鑒定證明自己沒病。小玫稱，她就是為了讓醫院更改患有精神病這一結論，讓自己回到正常人圈子中來。
鄒宜均也稱，“我不想頂著一個莫須有的‘精神病人’名聲過一輩子”。
誰有權宣判“精神病”？
根據中國衛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統計，中國有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人口總數超過1億，其中千分之五屬于重癥精神病患者，但70%的重癥精神病患者長期得不到正規的系統的治療，他們或者被鎖在家里，或者流浪街頭。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一再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強調，社會對精神病的理解普遍存在誤區。“不是蓬頭垢面，胡打胡鬧的人才是精神病。實際上有相當多的精神病，他只要不涉及精神癥狀，別的都正常”。
那么，對這些“別的都正常”的精神病人，如果他自己不承認自己有病，究竟誰有權宣判他是“精神病”？
《中國青年報》2007年10月31日報道，因為反映家庭暴力而被診斷為精神病人的江帆，7年后才見到改變自己命運的司法鑒定書。而最初對她做出精神病鑒定的，卻是開封市有關領導的一則指示，該指示并載入了市委辦公室的紅頭文件。《新京報》則報道了另一個極端的例子:2008年，山東新泰農民孫法武赴京上訪時，被鎮政府送進精神病院20余日，簽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后被放出。其主治醫生后來接受采訪時說，鎮政府帶來鑒定書，只能按精神病治。
而在鄒宜均被強制送往廣州白云心理醫院的第三天，《南方都市報》報道此時之后，廣州白云心理醫院開始感受到壓力，要求家人接她出院。收治重慶江津姑娘小玫的精神病院在當地法院的調節下，最終修改了當初的精神鑒定，稱小玫沒有精神病——精神病院的社會處境，可見一斑。
西南政法大學研究司法精神醫學的何恬副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英國的《精神衛生法》規定，正在發病的精神病人，如果沒有危害，他不愿意接受治療，不可以強制。中國沒有這樣的硬性規定，刑法里只是模糊規定了在必要的時候政府可以實施強制醫療，但究竟什么時候是“必要”，并不明確，由是帶來收治上的一系列問題。
多頭管理下的精神病院
“強制治療行為屬于限制人身自由。公安機關之所以要介入，是因為這個行為是雙重行為，既有司法行為的性質，也有行政行為的性質，而且是刑法授權的。”孫東東說。
在中國，公安系統管轄下的安康醫院，就是專門用來強制治療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的。公安部一位官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送治不規范的情況的確是存在的，辦案部門沒有明確的規范可循。”
“送治不規范”，使得精神病院飽受詬病。
新中國建國前的幾所精神病院，其主要作用都是收容。如今中國民政系統的精神病院，也是從這種“康復院”和“收容所”演變而來。
直到20世紀30年代，國際社會才找到治療精神病的方法。一批以醫療為目的的精神病院興起。在中國，衛生系統的精神病院在“文革”后才真正得到迅速發展。
根據2002年上海精神衛生研究中心的調查，當時全國共有精神衛生專業機構969家，分為衛生、民政、公安、部隊、企業、私人、其他(綜合醫院等非獨立機構的專科服務)六類。截止2002年，衛生、民政、公安、部隊、企業至少各擁有精神衛生機構567所、123所、22所、20所和46所。
在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衛生機構中，政府主導的精神病院由衛生部門、民政部門、公安部門分別管轄，并且分工明確:衛生部門所屬精神衛生機構承擔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任務；民政部門所屬機構承擔在服役期間患精神疾病復員、退伍軍人的救治，以及收容和治療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贍養和撫養人的精神疾病患者；司法部門負責被監管人員精神疾病的治療。公安機關要對嚴重肇事肇禍精神疾病患者實施強制治療，安康醫院負責做好治療工作。
據孫東東介紹，嚴格地說，只有安康醫院有權對肇事病人實行強制治療，而其他醫院是不允許的。但在現實中，由于安康醫院數量較少，所以“經過政府批準后”，其他的精神病醫院也可收留強制住院的精神病人，“因為不能讓精神病人流落街頭，制造新的危害。”
公安部的一位主管官員則說:“一些地方上的安康醫院，因為沉重的財務負擔，不得不開展一些其他的醫療業務。如收治自愿的精神病人，來養活這部分強制醫療的病人。”
安康醫院能收治自愿病人，包括民營精神病醫院在內其他精神病院也能收留強制入院的病人，這恰恰是“送治不規范，帶來一系列問題”的原因。
角落里的社會公器
安康醫院的產生源于一起外交事件。1954年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來華，訪問西安時，一名精神病人沖撞進了車隊。事后，周恩來批示要建立專門場所收治此類精神病人。全國各地陸續建立了精神病管治院或管治所。
1987年，公安部召開全國公安機關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將所有承擔強制醫療任務的精神病醫院，統稱為“安康醫院”，以區別于普通精神病醫院。
目前中國共有安康醫院22所，分布在18個省市區。規定的收治對象為有“殺人、放火、強奸、爆炸行為，危害公共安全、影響社會安定，造成嚴重后果等五大類精神病人”。
而在實際收治中，這個規范卻沒有被嚴格執行。截至2002年的數據顯示，安康醫院自成立以來收治精神病患者21.4萬余人次，而其中危害社會治安的有5萬余人次。
直到今天，除北京、上海和黑龍江的安康醫院有地方性法規保障，提供財政撥款外，其他省份的安康醫院不得不自謀生存渠道，開展其他醫療業務。
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22所安康醫院在規模、技術力量、經濟實力上存在較大差距。
安康醫院的艱難處境，導致上級主管部門對其收治其他類型精神病人的做法，不得不采取“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政策。
近幾年來，安康醫院吸引的目光越來越多。甚至有人認為，安康醫院已不符合時代要求。
在何恬看來，安康醫院仍可保留，但是應該主要用來治療那些急性期或病重的肇事精神病人。對于難治或治療根本無效的危險病人應及時轉移到精神病監區看管。對中國還未成立安康醫院的13個省份，迫切需要的不是趕快建立安康醫院，而是在監獄中增設精神科的醫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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