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克崮
“一些銀行在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夠深入的問題”，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要求：銀行業要堅決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資本消耗型粗放發展模式
中國的銀行集體陷入了輿論的“暴利風暴”。
2012年2月，銀監會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113.28萬億元，同比增長18.9%；商業銀行凈利潤超萬億大關，達到10412億元，創歷史新高。
這兩年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外部出口需求減少，內部又存在通脹壓力，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著巨大的資金壓力，甚至在局部地區出現“倒閉潮”。與此同時，2011年銀行業仍保持著36%的凈利潤增長率。相比之下，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這一指標為25.4%。
“企業利潤那么低，銀行利潤那么高，我們有時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民生銀行行長洪崎公開場合講的這席話一度成為輿論熱點。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近期表示，“一些銀行在許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夠深入的問題”，要求銀行業堅決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資本消耗型粗放發展模式。
困擾中國銀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癥結是什么？改革最迫切的方向在哪里？
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小額信貸機構聯席會會長、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劉克崮暢談了對銀行業改革的見解。
政策性高利差的歷史條件不存在了
《瞭望東方周刊》：怎么看待當前銀行業的高利潤問題？
劉克崮：高利潤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性的高利差持續時間過長。
高利差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銀行經營狀況不好，因為當時項目失誤較多，又承擔了許多政策性任務和社會責任，例如給當時普遍經營困難的國企提供救濟性貸款，支持它們改革脫困，維持企業和社會穩定。這造成了不小的不良貸款，當時大銀行的不良率在40%左右，某些省份的銀行實際不良率達70%，一些貸款打了水漂。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推進銀行業改革，剝離不良資產、實行股份制改造并給予其利差保護，以維持其正常運轉，并發展壯大，近幾年還實現了股改上市。
對于利差保護政策，應客觀看待。當時它幫助銀行度過了困難時期，銀行日后才得以大力支持實體經濟，并在金融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今，維持這種政策性高利差的歷史條件已經不存在了。現實情況是，老百姓存款負利率并且承受較高物價，實體經濟又受到沖擊，這時銀行繼續維持這么高的利差不太合適。現在銀行應該做的是讓利于老百姓和小微經濟體。
《瞭望東方周刊》：這種非市場化的高利差是不是會催生一些不太正常的現象？
劉克崮：市場需求造成一個價格，人為管制又造成一個價格，走雙軌制必然會產生一些問題。
鋼材市場的老板們為什么扎堆放高利貸？因為市場對資金有多種需求，而在利率相差不大的情況下，銀行會青睞于大中企業，因為給小微企業貸款的成本和風險要大得多。所以可能會出現銀行以不到10%的利率貸給鋼材商人，后者再以20%~30%的價格放給小企業，這中間就可能產生出巨大的灰色利益。
但是，我們對那些常規的民間金融和高利貸應有客觀認識。它們的高利息其實是市場化的產物。我們的銀行存貸利率沒有市場化，大銀行的風險偏好趨同，而金融體系也還不夠健全，缺少為小微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小微企業面臨“融資難”困境。
利率市場化有助于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我們既然已經選擇了市場機制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就不能再過于依靠政府去調節，政府要做的是整體的調控，比如貨幣供應總量、準備金率、市場準入等等，其他事情還是應該交給市場來發揮主要作用。
當前最重要的是放開金融機構準入的限制
《瞭望東方周刊》：利率市場化應如何推進？
劉克崮：利率市場化已經推進了一個時期，而且取得了長足發展。例如近年來企業發債融資的比例加大，托管量已近6萬億元，其利率的定價已實現投資者自主定價，并逐漸對貸款帶來一定替代效應，間接影響到貸款定價。另外，盡管目前存款利率偏低，但作為存款的替代產品，銀行理財、貨幣基金等的收益率在2011年以來一度超過6%，接近甚至超過貸款利率。
下一步如何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我個人認為需要分步推進幾項工作：
首先，近期可以考慮加大貸款利率下浮的幅度，放開信用社貸款利率的上限，逐步完善后開始取消貸款利率下限的限制；
其次，通過替代性金融產品提高居民金融資產收益，同時提高銀行對存款利率上升的接受能力，可在一定時期內實施存款利息有限上浮，最后再放開存款利率的上限。
在利率市場化的同時，金融體系也需進一步完善與開放，建立起與不同規模的經濟體相適應的多層次金融機構，引入不同風險偏好的機構，例如小型金融機構、民間金融、PE等，從而把過剩的資金疏導到真正有需要的領域，比如小微企業和農村地區。
總的來說，利率市場化必須堅持漸進、可控的原則穩步推進。當前最重要的不是放開存款利率的上限，而是放開金融機構準入的限制，允許民間金融和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競爭，通過合理競爭實現合理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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