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時刻。“背水一戰”決戰轉型，方能為小康中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盛中國開辟出坦途
“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正在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
“十二五”開局之年已經過去，面對一年來一系列復雜因素和不確定風險催生的新問題、新情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書長趙濤堅持觀察長遠趨勢和主線變化，“目前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未來甚至可能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但發展方式轉型已經在全黨全民中形成了高度共識。”
在今春全國兩會前夕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趙濤悉數過去一年見微知著的新變化：
工業結構調整關閉了涉及18個行業的2255個企業的落后產能，150億元中央資金加大節能與新能源汽車裝備工業核心能力建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速以16.5%高于工業增速2.6個百分點；新增就業1221萬人，超額完成321萬人，相當于美國182萬新增就業的6.7倍；全國1000萬套保障房如期開工；2011年底，超過3.6億人參保，超過1億城鄉老年人領取基本養老金；2011年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鎮化率升至51.27%；外貿依存度從2006年最高的67%下降到2011年的50.1%……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也從去年9.2%的GDP增速中看到了這種大勢所趨，中國經濟“三駕馬車”的拉動力量發生了變化，投資貢獻回落到54.2%，消費提升到51.6%，外貿變為-5.8%。
“這說明經濟結構有一定改善。雖然增長速度告別了兩位數，蘊含的轉方式、調結構步伐的加快值得肯定。”他強調，經濟增速的放緩更多是主動調控的結果，目的是為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更多空間。
當然，在這種前途光明的趨勢面前，會遇到多重挑戰。
“近年來，我們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取得了進展，但經濟結構矛盾仍然非常突出，發展方式轉變仍然面臨十分艱巨的任務。”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舉例告訴本刊記者，一、二、三產業的比例，從2000年的l5.1:45.9:39轉變為2011年的10.1:46.8:43.1，“仍存在產業結構偏重、一次產業不穩、二次產業不強、三次產業不大的問題。”
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傳統經濟結構的缺陷更加顯露出來。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岳平對本刊記者說，這集中表現為“三個過度和一個缺失”，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全球分工中過度依賴加工制造環節和加工貿易、競爭戰略過度依賴成本價格，而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研發設計、營銷、品牌和供應鏈管理等高端環節缺失。
“那種資源消耗型的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是不可持續的，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了。今后的發展需做到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統籌協調發展。”BP中國區總裁陳黎明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給出的建議是，要瞄準國際先進水平，下大決心重塑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淘汰落后產能，“以改革為原動力，以技術創新為支撐，以全球的先進技術整合自身的各大產業，實現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的高起點。”
“我們黨成立90多年來，新中國建設60多年來，經歷了無數的重大考驗。尤其是在那些決定黨運國運的關鍵時刻，闖得過還是闖不過事關生死存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升為中國“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強國”戰略目標能否最終實現的決定性前提，“在這個歷史關口，只能進不能退、只能勝不能敗。”
結構調整“過大關”
“從長遠來看，中國已經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促進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調整經濟結構是提升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抗風險能力、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贏得國際經濟競爭主動權的根本途徑。”張卓元認為，這是新階段發展面對客觀現實的必然要求。
鄭新立則從國際和國內作了具體分析：
首先，世界經濟處在大調整大變革之中，許多新的變化趨勢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形成了巨大壓力和倒逼機制。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在短期內難以消除，世界經濟下行風險明顯加大，復蘇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更加凸顯。隨著我國經濟總量增大，經濟活動向全球快速擴展，我國與發達國家結構性矛盾增大，與新興經濟體的競爭領域增多，針對我國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明顯抬頭，在匯率、市場開放、知識產權等方面我國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外部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的不確定性風險明顯。
他認為，其一，國際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化，實體經濟增長乏力，新的經濟增長點短期內還難以形成，一些國家主權債務風險不斷暴露，實現世界經濟全面復蘇會是一個緩慢而復雜的過程；其二，一些國家還醞釀把碳排放與貿易掛鉤，征收所謂的“碳關稅”，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抬頭，可能對我國保持乃至拓展外需形成較大制約；其三，世界經濟原有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發展格局面臨深度調整，全球性經濟格局調整和轉型給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帶來深刻影響；其四，國際金融危機刺激了科技進步和創新步伐的加快，發達國家加快調整科技和產業發展戰略，把綠色、低碳技術及其產業化作為突破口。我國產業還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如果不能把握趨勢、搶占先機，就會拉大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其次，解決我國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的根本舉措只能依靠結構調整。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但增長方式粗放，產業結構不合理、資源環境約束問題日趨尖銳。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長期積累，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日益顯現，突出表現在需求結構失衡、供給結構不協調、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環境損害大、空間布局不夠合理等方面。
需求結構上，主要是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失衡。作為一個大國，長期主要依賴投資、外需拉動經濟增長，會加大經濟的不穩定性，不利于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產業結構上，三次產業發展不協調、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制約著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城鄉和區域結構上，城鎮化發展滯后、中西部地區發展滯后、城鄉和區域之間生活條件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較大。不僅事關內需擴大和發展空間拓展，也事關社會和諧穩定；要素投入結構上，主要是資源消耗偏高，環境壓力加大，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突出，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需要長期面對的重大挑戰。
“未來一個時期，這些結構性矛盾會更加凸顯。不調整經濟結構，就難以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就難以實現經濟持續發展。”鄭新立告訴本刊記者，調整經濟結構，無論對長期戰略任務而言，還是對當前現實緊迫工作而言，都是結合點和突破口，既為當前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支撐，又為實現未來發展目標創造條件。
擴大內需是戰略基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尹中卿解讀說，“這更加顯示了決策層將擴大內需作為經濟結構調整首要任務的決心。”
“外需往往受到許多不可預料和突發性因素的影響，其變化并不是我們能控制的。立足擴大內需是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的需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談到，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通過積極擴大內需，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度明顯降低。2010年與2008年比較，貨物與服務貿易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由7.7%降低到4%。
“但也要看到，我國內需增長的基礎還不夠穩固，隨著政府力量的逐步退出，內需越來越多地需要依靠市場力量推動，而以“住”和“行”為主的消費結構升級活動，房地產投資和企業投資活動，都還有較多不穩定因素。”張立群說，也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事實上，這三大重點都主要是針對提高居民消費。”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進一步分析說，結構調整的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其首要任務是解決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失衡，確立消費需求的主導地位，“如果‘十二五’時期，最終消費率由2009年的48%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費率能提高到45%左右，那就會初步形成消費主導的基本格局。”
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消費率為47.4%，遠低于美國的87.7%、歐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顯低于中等收入國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這還是在擴大內需，尤其是啟動消費需求強調多年的情況之下。應當改變這一窘況。”張立群認為，應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城鎮化是擴大消費、擴大內需最為廣闊的空間”，到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僅剛剛超過50％，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甚至從更廣闊的視角為本刊記者分析說，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全球市場需求相對短缺，由城鎮化帶來的國內市場擴大，不僅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其產生的巨大需求，有可能成為我國與主要發達國家互利合作的重要條件。
這其中，“擴大消費需求的關鍵是要提高居民消費能力。”采訪中，鄭新立反復強調，這就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做到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勞動報酬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協調。
2月8日，國務院批轉了《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在這份近年來國務院批轉的第一個促進就業國家級專項規劃中，明確規定了“十二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按照這一速度，五年內工資幾近翻一番。更進一步來看，鄭新立強調，當前應更加注重就業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重要突破口。
“不過，擴大內需的同時，也要處理好內需與外需、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的關系。”鄭新立認為，擴大內需并非壓縮外需，而是在穩定和拓展外需的同時，著力增強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拉動作用，“我國的擴大內需，是在開放條件下的擴大內需，而不是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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