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始終如一地堅持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原則，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權實現之路，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發展理念、發展模式、發展路徑、發展方法，為解決發展這一世界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經驗。

　　一、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相結合的戰略進路。發展權是每一個人的權利，個人是發展權和發展成果的最終享受者。但是，任何個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時空和環境之中的。發展不平衡和發展差距成為制約主體平等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中國發展權的實踐克服了單純個體主義的局限性，在重視個人發展權的同時特別強調將個人置身于特定地理環境和發展樣態下進行思考與謀劃，采用整體主義的戰略進路，為發展權的全面提升供給綜合性、均衡性的制度模型。區域開發模式便是中國的一個重要經驗。30多年以來，中國推進發展和發展權實現的一條主線是從東部到中西部按地理空間漸次開發。在20世紀80年代初，實行經濟特區制度，率先開發東部沿海地區，使貧窮落后的東部沿海地區煥發了生機，這些地區的人民的發展權得到了有效改善;隨后通過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極大地改善了中西部地區人民的發展權。此外，實施了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環渤海地區、京津冀地區等數十個區域開發戰略，以區域為立足點，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的發展權實踐難點。

　　二、政法規范與行動方案相連接的救濟方式。中國積極根據《發展權利宣言》第十條“擬訂、通過和實施國家一級和國際一級的政策、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以實現發展權。在國家政策層面，從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到江澤民提出“發展是執政興國第一要務”、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再到習近平強調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并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在實踐發展權進程中既一脈相承又不斷推陳出新，并將科學的發展權理念貫穿到政策和法律規范之中，通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確保發展成果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我國憲法以根本大法形式全方位確立和保障發展權。《憲法》在40處使用了“發展”一詞，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成為憲法所保障的最重要人權形式之一。在各部門法中都充分貫徹了這一原則。我國建立了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制度保障弱勢群體的發展權，僅2015年，國家司法救助資金就達到30億元。通過實施兩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數十個專項發展規劃與一系列發展項目，將發展權制度、規范與行動、實效連為一體，展現出中國發展權模式的勃勃生機。

　　三、形式理性和實質公平相統一的價值導向。中國不僅重視機會平等，而且走出單純強調起點意義上的機會均等這一老路，形成了機會公平與規則公平、權利公平相結合的社會公平這一新思路，為發展權的實踐供給了最優價值導向。以減貧為例，不僅致力于保障單個弱勢主體的權利，更加注重整體扶貧脫貧，讓所有人享有免于貧困的發展權利。從輸血式扶貧到造血式扶貧，從粗放式扶貧到精準扶貧，走出了一條為世人矚目的脫貧致富道路。

　　四、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相融合的行為模式。權利的主體與主體的權利整合為一體才能實現權利的最大化。中國既強調發展權主體的普遍性，也強調發展權客體的廣域性，提出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設的發展戰略。重視經濟發展權，通過30年的建設，使中國從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上升;保障政治發展權，通過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設確保全體公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維護社會發展權，格外強調保障民生，重點解決住房、醫療、食品藥品安全、教育公平、就業等關系公民平等發展所必需的基本公共資源與公共產品的公平分配問題;重視文化發展權，在依法促進文化產業化發展的同時，特別重視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讓每一個人都能享受文化發展和進步的成果;致力于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權利的落實，尤其是頒布了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實施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并有效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發布中國實施聯合國2030議程國別方案，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權上取得顯著成績。凡此種種，一再表明中國人民發展權的客體范圍之廣、領域之眾，與主體的融合之深、成效之巨。

　　(作者汪習根系武漢大學人權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