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首次修訂進入最后階段。在首次、最后這樣的關鍵詞面前，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憲法”的語境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訂，有了別樣的關注價值。
稍有梳理，關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訂，雖然是首次，但其實由來已久，至少早在2006年便有了修訂稿。這其中的沖突意味，本身也折射了此法在法治建設過程中的“求索漫漫”。深究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在于利益博弈的激烈。
從經過首次修訂后最后面目看，未來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有不少亮點，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則是新法首次增加互聯網不正當競爭條款，互聯網領域出現的一些全新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如經營者利用網絡技術影響用戶選擇，進而干擾其他經營者的正常經營等行為，將被納入法律監管范圍。
將互聯網寫入不正當競爭條款，有幾個可以想見的時代背景：第一，這是法治建設對互聯網時代的主動擁抱。在現在的市場經濟中，互聯網因子已經深入其中，作為市場經濟憲法，繞不開對互聯網的關注；第二，從立法技術層面講，這是對一般條款中“誠實信用”“善良風俗”的具體化。將“一般條款具體化”，這是大陸法系在法治演進中的探索經驗，并且已經在一些發達國家證明其合理性和先進性。
而回到《反不正當競爭法》中關于互聯網領域的具體條款，在時代背景之外，更值得言說的是，是它的價值指向——從利益保護到利益權衡的轉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著眼的，是對具體市場行為者的規制，所指向的是對相關利益者的保護，更具體來說，是保護競爭者。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關于反不正當競爭的一個更流行的“潮流”是，從保護競爭者向保護社會公眾的轉變。這里依然是“保護”，但是社會公眾的突出，意味著反不正當競爭，除了對競爭者的保護，還必須考量包括直接消費者、間接消費者在內的多方利益訴求。
以“經營者利用網絡技術影響用戶選擇、干擾其他經營者的正常經營等行為，將被納入法律監管范圍”為例，這里除了經營者與“其他經營者”的關系外，還有“用戶選擇”的存在。圍繞著他們三者之間發生的市場經濟關系，用戶選擇甚至是占據最終的角色，因為，這將直接影響用戶的消費權益，以及那些潛在用戶的權益，最終影響的，可能還包括整個消費生態。所以，在相關的立法規制上，必須有對各方利益保護的權衡，而不再簡單地停留于對競爭者的保護。事實上，這與互聯網精神所提倡的開放、共贏一脈相承。
恰緣于此，將互聯網寫入不正當競爭條款，便有了別樣的價值指向——在保障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互聯網時代的開放之外，社會公共利益被鄭重重提。之所以說是再次，因為在93年版《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第一句話便是——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作者：高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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