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故宮博物院為一位農民舉辦了追思會。5月30日，54歲的河南農民何剛在一起工程事故中不幸遇難。故宮為何舉辦這次追思會？這需要從32年前說起。
1985年，何剛在河南周口商水縣固墻鎮固墻村家中挖坑支石磨時，挖出了19件元代銀器。盡管只有小學文化水平，但何剛很快意識到這可能是“國家文物”。于是，在時任村副支書劉紅恩、固墻食品公司主任于東漢的幫助下，何剛分兩次，將19件文物捐贈給故宮。故宮方面表示，這批文物填補了該院元代銀器藏品的空白，意義重大。
完成捐贈之后，何剛的名字被鐫刻在故宮博物院專門為捐獻者設立的“景仁榜”上。故宮還給了他8000元的獎勵，并額外給了1000元的路費。完成捐獻后，何剛兩次陷入了生活窘境，故宮各資助了他5萬元。如今，得知何剛不幸去世，故宮決定專門為他召開追思會。
這場追思會讓更多的人知道了何剛生前的善舉，他的人生故事也由此變得更加令人矚目。誠如英國管理哲學家查爾斯·漢迪所說：“所謂成功，不在于你位高權重有權有勢的時候有多少人來找你，而在于在你的葬禮上有多少人是不請自來的。”
32年來，故宮對待何剛的態度、舉動如同涓涓不斷的暖流。在文物捐獻事例中，我們看到的多是非議、爭執和不滿。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要數陜西丹鳳農民李磊的經歷。2014年，李磊撿到一把戰國青銅劍，拒絕了文物販子10萬元級別的求購價，選擇主動上交當地文保部門，得到500元獎勵和一本證書。事后，李磊面對媒體表達了失望，網友普遍認為文保部門此舉寒了捐贈者的心。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規定，中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于國家所有。所以，公民發現文物應該主動上交國家，這一點并不存在爭議。只是，文物保護法對保護文物的行為僅提出“國家給予精神鼓勵或者物質獎勵”，比較而言，對“發現文物隱匿不報或者拒不上交的”卻有明確規定——“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物質獎勵沒有標準，物質處罰范圍明確。重懲罰、輕獎勵的結果便是，法律很難展現出國家對捐贈者群體的尊重，越來越多的文物發現者可能會放棄捐贈。故宮之所以受人欽佩，是因為它對模糊的獎勵規定做出了“有情有義”的表達。
何剛向故宮求助，故宮方面共撥付了10萬元的補助。某種程度上，故宮就像一個保險機構，為捐贈者何剛及其家人提供了10萬元的保障。對待捐贈者，從給予獎勵到給予保障，這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路徑。在這方面，商業保險公司也可發揮合適作用。如果操作得當，在接收單位和商業保險公司的幫助下，捐贈者及其家庭成員可以獲得一份重要的人身保障。與其追求財富，不如抵御風險，這一做法應該得到重視。
此外，故宮為何剛召開追思會的做法也提醒很多文保單位，給予捐贈者的精神鼓勵可以多種多樣，并不是只有頒發證書一種。對待捐贈者，故宮用了錢、用了力，更用了情。故宮對待何剛三十年如一日的態度表明，一個國家的文物保護單位和博物館群并不僅僅為了保存文明而存在，同樣有責任向全社會示范何為人文精神。(作者:王秀寧)
《光明日報》（ 2017年06月23日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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