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陜西鹽亭縣13歲單親家庭女孩梁穎因患癌癥晚期且家庭貧困，引起廣大愛心人士關注，大家紛紛捐款，僅有賬目可查的捐款就達到11萬余元。梁穎的父親、爺爺在接受善款時曾承諾，如果梁穎治療效果不佳，他們將捐出余下的愛心資金，給其他需要救助的患者。今年1月14日，梁穎病重不治去世。有細心的愛心人士發現，當初的捐款并沒有用完，于是聯系梁穎的家長，但被告知不愿意退錢。隨后，當地社區也介入做工作，同樣被告知“沒錢了，不退”。于是，一場捐款后的退款風波在鹽亭發酵，并引發網友激辯。（相關報道見A10版）
梁穎的父親、爺爺在接受善款時曾承諾，捐出余下的愛心資金，直到今天他們還承認當初的承諾。相關部門“希望梁家退4萬元，是要捐給鎮上一名患尿毒癥的5歲孩子使用，這也是讓愛心繼續傳遞”。梁家先是答應后又食言，自然會受到愛心人士的詰問。事實上，公眾輿論對其食言而肥予以道德拷問，倒也在情理之中。
見義勇為，扶危濟困，“愛心需要傳遞”，知恩回報，既是社會公序良俗，也是每個公民理當恪守的公共道德。梁家對社會回報的辦法，就是履行此前承諾，退回剩余善款以幫助其他亟待救助的病人。可梁家卻決意食言，甚或如梁父所說“真的沒錢了”。我贊成一則當考量梁穎父親和爺爺奶奶既往的艱難和今后的困苦，二則當理解他們剛剛失去親人的悲傷與痛楚，真的不便給予他們過多的責難，甚至窮追猛打。再說，既然善款已捐贈，財產已實現了轉移，梁家所做的僅僅是口頭承諾，若將問題升級對簿法庭，其結果只會兩敗俱傷。
問題在于，類似的民事糾葛早非個案。要有效解決此類捐贈后遺癥，除了道德的拷問，亟待建立一套愛心捐贈之科學、高效、低成本的運作與監督機制，通過契約規范以約束雙方的行為。一是將個人的捐贈行為上升到公開的組織行動。比如此次就有不少人通過銀行卡號、微信等直接轉賬給梁家。既是私下操作，就很難約束受贈方對善款的使用。一旦出現矛盾糾葛，因缺乏有效證據自然難以維護捐助者的權益。若是由社會中介組織包括政府社團先接收個人捐款，然后統一轉交受贈人，并由中介組織負責善款的監管，則可避免個體監督乏力的難題。
二是由公眾信得過的慈善公益組織負責接收個人捐款、贈予及監管事宜。通過專業性運作和全程跟蹤管理，在提高社會捐助效率的同時，亦可提高自身的公譽度，有益于慈善公益組織的發育成長。去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第二次審議的《慈善法》草案修改稿規定，“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與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開展公開募捐，募得款物由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管理”，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三是由口頭的約定變成贈予合同，明確規范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及違約的責任，一旦受贈方違約，即可通過法律手段追究與救濟。作為專業的慈善機構，顯然更精通此道，得心應手。（劉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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