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盤大棋，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
“供給側改革”成為從上到下經常提起的經濟熱詞，也引來了經濟學家的關注和解讀。但是在解讀“供給側改革”中，卻出現了用美國“供給學派”的理論體系來解釋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的現象。這不能不說這是一種生搬硬套，易于造成誤讀和誤解。
美國的“供給學派”流行于上世紀70年代末，主張高稅收會扭曲激勵進而造成產出乃至稅收減少，該思想被總結為“拉弗曲線”，認為政府減稅并配合各種解除管制政策后，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會大增，企業也會增大投資，這樣產品供給就會增加。而供給增加會引發產品價格的下降，進而解決通貨膨脹問題。這種新辦法被命名為供給側管理或改革，這套新理論也叫做供給經濟學。當時美國總統里根曾經采納過這個學派的政策主張。
首先，美國供給革命的前提是明確的通脹，而不是中國目前所處的通縮邊緣。美國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貿易逆差巨大，這主要是由財政赤字的擴大推高了利率，進而抬高了匯率所造成的。中國當前經濟正處在通縮邊緣,老百姓的貨幣所得減少，購買力下降，影響物價至下跌，造成通貨緊縮。盡管我們生活的實際感受是物價上漲，這主要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其中最大的負擔來自食品價格近年來的剛性上漲，但這并不意味著“通脹”。
其次，美國的供給改革更偏重于市場化的準入來實現經濟向好。美國政府通過謹慎地減稅，進而提高效率促進社會福利，并不追求馬上就可以拉動GDP增長，更沒有說可以解決當時最頭疼的“滯漲”問題。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更注重政府宏觀調節的作用，不是實行需求緊縮，而是供給和需求兩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不是搞新的“計劃經濟”，而是為了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
第三，美國供給改革是與制造業和貿易部門被倒逼分不開的，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采取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模式，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民眾的需要。
對于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供給側改革”，一些人只看到了難度和悲觀，豈不知中國此前早就進行了“供給側改革”的成功實踐。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既取得了需求側改革的輝煌成績，更取得了供給側改革的探索，并因此贏得了普遍認可。
美國的“供給學派”改革，遠沒有大家想象得那么成功，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更沒有想象的那么悲觀。需要改變的是，要用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創新范式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問題，用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理論指導中國經濟實踐，形成中國的“供給側改革”路徑。唯有如此，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才能夠樹立本土性和適應性，實現事半功倍和可持續的改革成果。
下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盤大棋，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放手”不是“甩手”，政府也要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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