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二孩政策全面放開，如驚雷般炸響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朋友圈“遭遇”刷屏，見面寒暄總要問一句，生還是不生？
政策的受益人群，的確陷入了糾結。生還是不生，還真是個問題。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數據，截至今年8月底，我國1100多萬對符合單獨兩孩政策條件的夫婦中，提出再生育申請的單獨夫婦有169萬對，占比僅為15.4%。
那么全面二孩的政策鼓勵，能不能形成效應，讓糾結的70后、80后們作出這個有些艱難的人生決定？
70后：令人糾結的末班車
青島的李想在得知政策的一瞬間，的確心動了，最近一直在和家人商量這件事。促使她考慮生二胎的，是老人和孩子。她是名70后，家里老大已上初中，正在“鬧獨立”，不喜歡老人跟在屁股后面。所以習慣了天倫之樂的老人有些失落，鼓勵她和丈夫再要一個。
李想很孝順，但考慮老人的心理，只是一個因素。她說，“其實也是想再給自己一個機會，第一次養孩子沒有經驗，有很多缺憾，希望再有一次機會。”
但身為事業關鍵期的職場女性，興奮之余便陷入了糾結。
首先是接近40歲的年齡讓她有些發怵，身體狀況能不能搭上這趟末班車?李想倒是個行動派，她懷著忐忑的心去醫院咨詢醫生，卻遇到了不少同類——處在尷尬的年齡，要考慮家庭的需要，甚至有的是因為第一胎是女兒，家里給壓力，希望再生個兒子。醫生給的建議也都差不多：高齡產婦二胎需要謹慎，現在要孩子并發癥風險會增加。
接著想到的是孩子的教育。老大馬上升高中，這一路走來，李想感覺操心最多的還是教育問題。“當然要傾盡所能，給孩子最好的教育，但最好的教育，并非金錢能解決，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事業正在爬坡期的李想甚至不得不面臨這樣的選擇：“要孩子還是要事業？”
更重要的是教育資源并不充足，比如讓很多家庭都頭疼的“入托難”。單位里的年輕同事經常跟李想抱怨，由于幼兒園數量有限，優質的幼兒園更是不夠用，很多達到年齡的孩子卻遲遲入不了園，每年幼兒園的報名處就像臨近春運的售票口一樣。
李想覺得，要讓70后的女性在考慮要二胎的時候，多一分信心，少一分顧慮，公共資源應該更給力一些。
最后想到的才是自己。李想想起老大剛出生時的忙亂，每天在孩子的哭聲中起床，又伴隨著孩子吵鬧中睡去。正是愛美的年紀，由于缺乏經驗，又無老人幫忙，“整天蓬頭垢面，渾身上下都是孩子的味道，有的時候甚至都不想照鏡子，出門走路都是低著頭，刻意不去直視別人的眼睛。”再次回到那樣的生活，的確需要勇氣。
但是，與各種現實考量相比，李想更傾向于以愛的名義生個“老二”。畢竟生孩子這種事情，不得不考慮現實壓力，卻并不是尋常壓力能夠阻止的，也不能單純從功利角度考慮問題。“別的都不考慮，單從孩子角度看，就應該給他添一個弟弟或妹妹，現在的孩子太孤獨了。”李想說。
80后：“生”與“升”的選擇
85后王莉倒是很堅決，她覺得自己不太可能會生第二胎。
王莉說，單獨二孩放開以后，她和丈夫還挺羨慕身邊符合條件的朋友，但真正有機會了，細想一下，還是不能生。
主要是現實的考量，王莉在一家國企工作，正處于事業的發展期。“對于女性而言，30歲到40歲之間是職業發展的黃金期，當然也是生育二胎的黃金期，如果選擇二胎很可能意味著要放棄一些機會。”王莉很清醒。
王莉顧慮的不僅僅是產假對工作造成的“真空期”和懷孕期間各種瑣碎的事，還有生完孩子后要面臨“帶兩個孩子的困難。”雖然5歲女兒有退休在家的父母幫忙照顧，但還是少不了操心，“有時候覺得力不從心，更何況生完孩子，至少兩歲之前是離不開媽媽的。”王莉說。
4年磨練，王莉已經算得上是單位的骨干了，這個年齡段的女性正是為單位創造價值的時候，日程里寫滿了繁忙，“早上7點多出門，晚上7點才能到家!人的精力和時間有限，生了二娃，沒時間陪伴孩子，心里會很愧疚；又不甘心做全職媽媽，畢竟研究生畢業，我也希望能實現一些人生價值。”王莉有些無奈。
除了職業發展的顧慮，最“頭大”的就是經濟因素。作為“京一代”家庭要二孩自然要慎重一些。王莉一家五口住在北京四環的6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如果考慮二胎，不可避免的話題是換一套大些的房子，“五環外的房價都不一定承擔得了，況且通勤的壓力也來了。”
其次是教育成本的問題，剛上小學的女兒讓王莉關注到了這個問題，“女兒上的是公立幼兒園，每月花費1300元，另外還有鋼琴班、美術班、舞蹈班、英語輔導班等興趣班每年需要支出27000元以上，僅女兒教育一項每年支出就要三四萬，加上每月1萬多的房貸和生活、醫療成本，目前還能承受，如果再加一個孩子，難免對生活質量和大女兒的培養造成影響，我覺得對工薪家庭來說，要‘二娃’壓力真不小。”王莉一口氣報出了家庭賬本。
“不少國家有社會撫養費等舉措，從經濟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給予幫助。”王莉說，“雖然我知道國內短期內實現不太可能，但要真正讓政策達到預期效果，應該在社會撫養待遇方面能有所提高。”王莉說。
專家：公共服務必須到位
糾結、觀望是不少適齡年輕人現在的心態，讓她們猶豫不決的，正是痛點所在——公共服務缺乏。
“現在的社會資源供給和運行機制，是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主要是適應一個家庭一個娃的家庭結構。”中國婦女研究會副會長杜潔說。她認為，要真正發揮政策的效能，還要調配好公共資源，讓年輕人生娃的同時，能夠不影響家庭生活質量、不影響自我職業規劃。
杜潔認為，從公共政策角度，要解決好公共服務的幾個關鍵點，讓年輕人真正自由選擇，而不是受到外在環境資源的制約，作出不得已的選擇。
首先是把生育保險制度完善起來，盡管法律法規均有明確規定，但執行層面的現狀卻不盡如人意。在一些私營企業，年輕女性生孩子期間很難拿到基本的津貼，“如今政策環境發生變化，如果是出于鼓勵女性生育的角度，就應該真正把這項保障舉措落到實處，讓生孩子這件事情，盡可能地不影響家庭的生活質量。”
其次是大力發展公共托幼事業，杜潔認為，托幼產業應該有更明確的政策支持，就像養老產業一樣，不僅在量上要有擴張，質上也要有明顯的提升，以減輕年輕夫婦生育二孩的時間成本和教育成本。“比如1—3歲孩子的托管服務，我們面前基本是空白。”
第三個政策關鍵點是消除就業領域的性別歧視。“如果因為生孩子這件事情，女性在就業上遭遇歧視，處于弱勢地位，那她們的生育積極性將大受影響。”杜潔說，“事實上，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杜潔曾經跟蹤研究單獨二孩放開后對女性就業的影響，發現很多企業因為擔心用人成本升高，已經開始為女性就業設置隱形障礙。
“必須加大勞動力市場的監管，管控好、消除好各種顯性和隱性的性別歧視。”杜潔呼吁，她認為，女性生育孩子也是一種勞動，其部分成本也應由社會共擔，“如果因此而歧視女性，至少說明我們社會的文明程度仍需提高。”(劉維濤 李亞鴿 張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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